在韩美两国首脑决定于26日(当地时间)在美国华盛顿特区举行首脑会谈之际,专家之间出现建议,认为两国应在包括战略产业领域在内的经济安全领域新设多层次常设协商机制。即从工作层级到副部长、部长级高层渠道,都需要沟通窗口,使两国当局者能够经常性、定期地先行协调战略产业领域的利害关系,并在世界舞台上实现共赢。专家特别指出,不仅是材料与能源(含电池)、数字(含半导体),生物、国防产业、太空产业领域超越单纯产业意义的安全重要性也在提升,因此有必要复合性地构建同时处理经济与安全层面议题的两国渠道。
这一建议考虑到,美国近来为应对中国的不公平贸易和军事扩张主义,正在国际贸易、投资与安全领域以主要盟友及Woobang Construction为中心推进经济安全集团化。与美国安全利益一致的韩国政府虽在强化与美国的安全合作,启动高级别延伸威慑战略协商机制(EDSCG)等多种常设协商机制,但在经济上却在主要尖端产业领域与美国存在利害冲突等困境。即美国意图通过本国优先主义对抗中国的战略,与韩国须通过扩大自由贸易、扩大出口和投资来获得增长动力的战略利益出现分歧。美国的《通胀削减法案》(IRA)和《芯片法案》等近来成为两国之间主要悬案,便是代表性例子。预计将以此类议题为契机,两国推进扩充常设协商机制。
◇韩美需协调经济安全领域利害冲突=曾任外交部第一、第二次官的前驻日大使申珏秀24日在与Seoul Economic Daily的电话通话中表示:“如果韩美设立经济安全领域的常设高级别协商机制,作为协调两国围绕经济安全的立场或利害差异的机构,将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前经济通商大使崔石永也以韩美之间设立高级别协商机制将会有用为前提,预计称“两国之间的协商渠道越来越有可能扩大并以综合方式运作”。崔前大使表示:“从企业立场看,过去只需遵守多边规范,如今却直接受到政府间合作体制的影响”,并预计“如果基于这类双边措施的政府合作得到强化(协商机制的必要性将进一步增大)”。崔前大使特别提到去年5月韩美首脑会谈共同声明囊括了人工智能(AI)、生物、能源、太空合作等内容,并补充说“在这些领域,韩美合作将逐步增加”。
因此,两国不仅需要从工作层级到副部长、部长级纵向运营多种协商机制,还有必要考虑以产业、外交(2+2)协商机制那样的形式开展年度沟通。此外,还需要将民间专家与产业团体共同参与、可向两国当局提供建议的一种顾问性交流组织常设化,以管理通商摩擦,避免其演变为韩美同盟的裂痕。崔前大使评价说:“从这一层面看,此次尹锡悦总统访美有知名企业会长随行是非常自然且值得期待的现象”,“如今官民协商只能更加活跃”。
◇为推进中长期外交政策也须与美国国会沟通=有观点指出,短期内政府应以此次首脑会谈为契机,绕开美国的本国优先主义政策。申前大使表示:“韩国作为自由贸易国家,只有维持全球贸易体制和供应链才能生存”,并期待“此次首脑会谈将核心性地开展获得针对盟友的某些例外认可、为协议增添重要内容的工作”。他还补充说:“我认为两国将围绕印太政策,以价值同盟层面讨论两国之间将展开的具体合作。”
也有建议认为,不仅要创设韩美高级别协商机制,政府还应致力于与美国国会的沟通。庆熙大学政治外交学系教授徐正建主张:“因为是首脑会谈,往往只想到与拜登政府的协商”,“归根结底,无论是安全还是经济,要把韩美同盟与韩美合作水平再提升一个层次,就必须构建与美国国会合作的基础,形成中长期关系”。他再次强调:“需要超越低层次的同盟,开展纳入立法机构的中长期、综合性外交。”意即美国每四年举行大选、存在政权更替可能,因此为推进中长期外交政策,除特定行政当局外,与国会的沟通也很重要。
此外,还有意见认为政府应在美中矛盾的框架内管理韩美关系。牙山政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委员詹姆斯·金表示:“韩美是不能只看两国的关系”,“与美国合作时,如何管理与中国相关的风险(危险因素),将决定我们可能从美国获得更多,也可能遭受更多损失”。金研究委员同时强调:“意思是韩美扩大合作时,我们政府也必须计算中国会作出何种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