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为660万亿韩元的国家债务(D1)在5年间激增逾400万亿韩元,去年达到1067万亿韩元。加之今年以来税收骤减、支出剧增,国家财政亮起红灯。尽管如此,朝野政界在明年4月大选前仍热衷于恶化财政的撒钱竞争。首尔大学经济学部教授、韩国财政学会会长李哲仁18日在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强调:“少收多花式的无节制放钱,与打着公共旗号的‘庞氏骗局’无异”,“必须尽快筑起财政准则这道防线”。该学会会长还提出:“现在应摆脱财政万能主义,恢复作为国家经济最后堡垒的财政本来功能”,“应把预算集中投入到提升科技竞争力和培养高端人才上”。
—去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负债合计的国家债务首次突破1000万亿韩元。
△连续3年每年录得100万亿韩元左右的财政赤字是非常危险的事。在劳动年龄人口急剧减少的低生育、老龄化状况下,100万亿韩元对我国经济而言是难以承受的规模。从未来一代的立场看,已不只是承担负担,而是无法承受的水平。照此下去,可能出现真正需要动用财政时却无钱可用的局面。政界带头破坏财政纪律的重要性,非常令人担忧。
—今年甚至令人担忧出现税收不足。
△今年以来增值税等出现税收减少,预计法人税也将大幅下降。景气转入繁荣阶段时也会产生超额税收,但目前几乎没有这种可能。主要国家在新冠疫情后已转向财政健全化,只有我国政界在逆行。现在是应集中精力削减财政赤字的时候。
—我国国家债务的增速快得前所未有。
△国会预算政策处在中期财政展望中预测,我国国家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将在2025年接近60%,2030年升至80%左右。如此一来,未来一代要交出税金30%和社会保险费30%合计相当于收入60%的部分。难免会出现“榨取未来一代”的说法。在经常项目出现赤字压力之际,若财政赤字也不断累积,将像美国那样形成固化的“双赤字”。若半导体、汽车等主力产业也出现动摇,对外信用度将出现问题。这会冲击资本市场,引发利率暴涨和资金流出。这样过上20~30年,可能面临“经济崩溃”的严重局面。
—有人主张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国家负债比率仍然偏低。
△有观点认为,韩国的负债比率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平均水平,财政余力充足。但发达国家或未像我国这样遭受严重的人口断崖,或是在老龄化进行到一定程度之后国家负债才开始增加。而且大多数国家在国家债务比率50%左右时就高度警觉并出台对策。瑞典和挪威是财政运营转向紧缩基调的代表性国家。相反,西班牙、法国等因政策失误而背负过高的财政负担。这些国家好在能从欧洲货币共同体的大框架中获得帮助,才得以支撑。
—政府在编制约670万亿韩元的明年预算时承诺紧缩预算。
△比10年前340万亿韩元的预算规模几乎翻了一倍,称其为紧缩预算都显得别扭。去年在可裁量支出上削减了约20万亿韩元,但仍录得100万亿韩元以上的财政赤字。现在也应展现政府层面削减支出的强烈意志。在税收余力下降的状态下,财政恶化转化为经济危机只是时间问题。在明年预算案编制中,应发挥领导力,向国民明确展示走向紧缩财政的姿态。
—若要确定财政投入的优先顺序。
△目前萧条迹象正逐渐显现,应集中于危机应对预算以扑灭当务之急。除紧急生计费和结构调整支援外,还应积极应对资产泡沫破裂引发的银行业及个体经营者不良问题。应削减出于党派视角的支出预算,把财源集中投入科技、研发(R&D)等生产性高、效用高的领域。以此妥善应对流动性问题、物价上涨、利率上升等带来的经济活动萎缩。在教育领域,也出现一边财源用不完,而真正重要的专业人才培养预算却不足的情况。通过提高税负来筹措财源,在多个方面都可能淡化控制财政支出的努力。首先应着手削减支出、消除财政赤字。
—明年4月大选前,对讨好式政策的担忧很高。
△政界围绕粮谷管理法等发生冲突,从会招致严重财政健全性危机的角度看也令人担忧。财政纪律削弱等严重问题已经发生却无法立即应对,政界责任重大。朝野都需要觉醒,不再滥用不必要的民粹政策。人口减少和老龄化使税收减少、福利需求急剧膨胀,若朝野展开预算撒钱竞争,不久国库将见底,并给未来一代带来巨大负担。
—巨大在野党把基本金融之类的“基本系列”作为主要政策提出。
△基本收入在优先考虑最弱势者福利的社会中是可采用的政策。但若考虑包括最弱势者在内的社会整体福利,则难以接受。这类强调“基本”的政策会导致财政支出增加和经济活动萎缩。额外财源需求也是负担因素。应思考包括强调公平性的欧洲福利国家在内,许多国家为何没有采用该制度。必须综合考虑福利依赖性、对受益者的社会认知等多种因素。大多数国家并非采用基本收入,而是通过补贴最低生计费与实际收入差额的“负所得税制”、劳动奖励税制(EITC)等支援低收入阶层。
—政界已经出现编制追加更正预算的讨论。
△追加预算做得频繁,就会形成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氛围。这是不展望未来、甚至不考虑后遗症的权宜之计。赤字之外还要反复追加预算的财政运营,等于彻底放弃了财政健全性。如此一来,将走向严重到不得不放弃构建社会安全网或支付年金的局面。
—财政准则立法在国会受阻。
△将管理财政收支赤字幅度限制在一定水平的财政准则立法,已有许多国家引入,不能再推迟。若不仅实现收支平衡,还对支出规模加以约束,就能提高财政健全性。基于优先顺序的有效财政运营也将成为可能。否则无法摆脱政治视角下的散漫财政运营。少收多花的财政运营是通向崩溃之路,理应作为打着公共旗号的“庞氏骗局”行径受到谴责。也有统计显示,实际引入财政准则的国家国债增速放缓、国债风险下降。
—国会正在推进放宽预备可行性调查的豁免标准。
△预备可行性调查是防止散漫项目滥立的最低限度装置。连这个都要放宽,是与财政健全化更加远离的极其危险的信号。把真正重要的财政准则完全撇开,却要推行讨好式项目,按常理难以认同。
—税收政策的大框架朝什么方向设定为宜。
△长期税率过高的国家大多活力消失,经济活动本身萎缩。欧洲即便出现优秀的研究成果却难以实用化,也是出于这一原因。欧洲研究者因过重税负而出走美国等其他国家。现在应摆脱对财政万能主义的幻想。今后比左右阵营逻辑更突出的将是代际问题。就此而言,即便在国家债务比率50%左右的现在,也应寻找恢复经济活力并包容未来一代的方案。
—面临危机的韩国经济应从何处寻找突破口。
△半导体、汽车、手机等主力产业整体正被逼入难以轻松盈利的境地。首要一步是摆脱财政万能主义。不应再把财政当作增长、分配、社会改革等的手段。必须先做创新、构建新的生产结构、创造附加价值和就业岗位的工作。财政应止步于营造这种竞争与创新环境的角色。社会福利也应加以整理,避免与劳动、生产活动过度脱节。
◆He is…
1967年生于首尔,毕业于仁昌高中和首尔大学经济学系,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韩国税制财政研究院研究员及建国大学、成均馆大学教授,自2009年起任首尔大学经济学部教授。现兼任首尔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自4月起担任韩国财政学会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