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4-18 | 안경진 기자

反复出现的“急诊室转院打转”另有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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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素患有心房颤动的金某(58岁,女)因突发小脑梗死,在平泽圣母医院接受静脉溶栓治疗(IVT)仅两天后便出现脑水肿。为治疗脑水肿,她乘119救护车前往盆唐首尔大学医院,却因急诊室无法接诊而被拒。在被救护车转往顺天乡大学首尔医院的途中,金某意识模糊,病情恶化。虽然需要紧急手术,但顺天乡大学首尔医院没有可负责术后治疗的重症监护病床。直到顺天乡大学首尔医院神经内科专科医师联系盆唐首尔大学医院神经内科确认能否手术后,转院才得以决定。更糟的是,由于无法使用119,她在等待约1小时后才乘上抵达的私营救护车转往盆唐首尔大学医院。金某辗转寻找可以治疗的急诊室,再次被送到盆唐首尔大学医院时已过去6小时。延误之后在盆唐首尔大学医院接受手术的金某,至今仍未从昏迷中苏醒。

金某的案例让人联想到因找不到急诊室而死亡的大邱十几岁青少年急诊患者。这名因坠落事故导致脚踝和头部受伤的女学生,在被警方发现并移交119急救队之前尚有意识,但被8家急救医疗机构拒收,140多分钟后抵达大邱天主教大学医院时已处于心脏停搏状态。重症急诊患者即使乘上119救护车,仍要辗转寻找急诊室而错过治疗黄金时间,即所谓的“急诊室兜圈”,是长期积累的痼疾。

据国会保健福祉委员会共同民主党议员崔惠英从国立中央医疗院获得的资料,2018年至2022年间,145万名重症急诊患者中,接近半数的约71万人(49.1%)未能在适当时间内抵达急诊室。未能在适当时间内抵达急诊室的重症急诊患者比例呈持续上升趋势。全部重症急诊患者中未能在适当时间内抵达急诊室的患者比例,从2018年的47.2%上升至2022年的52.1%,增加约5个百分点。不仅重症外伤,心肌梗死、脑出血、脑梗死等急性心脑血管疾病未能在适当时间内抵达急诊室的比例也全面上升。韩国即将进入65岁以上人口占20%的超高龄社会。心脑血管疾病随着老年人口增加而患者增多。去年位居韩国人死亡原因第四位的脑卒中,甚至有预测认为到2030年发病率将达到每年35万例。

脑卒中是黄金时间至关重要的代表性疾病。首尔大学医院神经内科教授金泰祯表示:“只有在症状发生后4.5小时内进行静脉溶栓药物给药,在大脑血管堵塞时实施动脉内血栓清除术,才能将后遗障碍降到最低。”他解释:“疑似脑卒中患者抵达急诊室后会启动CP(Critical Pathway),但经过神经内科专科医师诊察、CT、血液检查等,再决定是否实施溶栓术和动脉血栓清除术,至少需要30分钟至1小时。”也就是说,第一家医院的选择左右患者预后并不夸张。然而反复出现的救护车兜圈事件,充分暴露了脑卒中治疗体系的漏洞。据大韩脑卒中学会数据,脑卒中患者的转院率达9.6%~44.6%。即便是医疗基础设施较好的首都圈,每6人中也有1人因首家医院难以治疗而被转往其他医院。

专家们认为根本原因在于轻症患者涌向大型医院急诊室造成的过度拥挤。即便是区域急救医疗中心也充斥轻症患者,因此没有余力接收分秒必争的急性心脑血管患者。实际上据急救医疗统计年报,2021年急诊室就诊患者中72.5%为乘汽车、1.2%为步行前来。而乘119救护车前来的患者仅为22.1%。从急诊室重症度分类及诊疗结果看,可大致了解这一畸形统计数据的背景。属于韩国型急诊患者分类工具(KTAS)4~5级、并非一定需要急诊室的患者占50.5%,超过半数,且调查显示74.3%的患者因症状好转而从急诊室回家。

朝鲜大学医院神经内科教授安成焕表示:“政府称要将重症急救医疗中心从40家增至60家,但基础设施不足并非根本原因。由于对直接前来的患者无法拒诊,不必非来急诊室的患者占据病床才是问题。”他说:“等于是为了接收走进来的患者,而无法接收被抬进来的患者。”

承担重症急症实际治疗的专科诊疗科被排除在急救医疗体系之外,也被指为错过黄金时间的原因。按现行制度,只有急诊医学科可与119急救队直接联络。实际治疗由心脏内科、神经内科、神经外科等专科诊疗科的专科医师负责,但是否转院却由急诊医学科根据急诊室情况决定。辗转多家医院抵达急诊室后,若没有能手术的医师,又要在救护车上寻找可治疗的医院,以致连第二家医院的转送也被延误,形成恶性循环。

大韩脑卒中学会政策理事李庆福(顺天乡大学首尔医院神经内科教授)强调:“若急救医疗体系与后方诊疗科没有衔接,就无法防止急诊室兜圈致死事件再次发生。”他表示:“应扩充负责重症患者治疗的区域心脑血管中心,并赋予其从分诊到诊断、转送治疗等全过程管理的指挥塔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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