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时改革方案争议的核心,是政府未能正确听取现场对工时之‘质’而非‘量’的要求,对此的公共讨论也太不充分。由于只从量上着手,结果只突出了健康权、拖欠工资、免费加班等担忧。必须读懂以MZ一代(1980年代初至2000年代初出生)为中心,对‘无用加班’的反感并不逊于对免费加班的现实。”
中央劳动委员会委员长金泰基就近期围绕政府工时制度改革方案的争议表示:“归根结底是劳动生产率的问题,但讨论未能正常展开”,流露出郁闷之情。由于担忧特定周的集中劳动可能损害劳动权,工时制度改革目前如浮标般漂浮不定。政府提出在不进行集中劳动的期间给予充分休息的对策,也遭到脱离现场实际的逆风批评。
金委员长14日在首尔职业能力审查评价院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表示:“无法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就业稳定与缩短工时,与虚构无异”,“必须牢记,缩短工时的历史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历史。”他接着强调:“把工时定在何种水平这一问题,绝对无法满足劳动者少干活、多挣钱、多休息的基本要求。”
也就是说,首先应当让企业和制度朝着有利于劳动者的方向改变,使劳动者能在既定工时内交出企业期望的生产率。如此一来,不必要的延长劳动情形将减少,围绕工时数量的争论本身也可能变得毫无意义。但这一环节在改革方案讨论中被模糊掉了。此前经营界也负有责任,只是一味提出通过延长工时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单线要求。
工时制度与工资制度同为政府推进的劳动改革的第一道关口。政府的劳动改革旨在纠正现有僵化制度与错误惯例,打破令弱者更加艰难的劳动市场双重结构。在出任中劳委委员长之前便强调此类方向劳动改革必要性的金委员长表示:“如果劳动改革不成功,就业与不平等将进一步恶化”,并反问:“为何学历如此之高、大学升学率居世界之首的年轻人找不到想要的工作?难道要让他们成为过得比父母还差的不幸一代吗?”
金委员长就劳动改革建议称“应从既得利益者的让步出发”。既得利益者指的是工资约为中小企业和非正规职两倍的大企业与正规职。工会大多集中在大企业和公共机构。工会的保护机制反而造成了与工会之外劳动者的差距扩大。金委员长表示:“工会首先要接受劳动者日益个体化、以致会员不太出席工会大会的现实”,“劳资政的社会对话,只有在工会代表多样劳动者利益时才能理想地实现。现在应当思考如何更好地保护比工会成员更受冷落的劳动阶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