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4-16 | 세종=양종곤 기자

中央劳动委员会委员长金泰基“劳动争议‘和解’德国94%、韩国33%……将先到现场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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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劳动委员会将从劳资集体谈判陷入僵局的阶段起就积极介入,帮助双方通过对话化解矛盾。上月首尔市内公交的劳资双方正是得益于我们的‘事前调解’,才没有走向罢工。这只是开始。只要劳动委努力,今后在走到罢工之前就把矛盾解决的案例会越来越多。”

中央劳动委员会委员长金泰基14日在首尔职业能力审查评价院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表示:“劳动委将成为主动解决争议的机构”,“我们将努力保护包括不属于工会的一般劳动者在内的所有人的权利。”劳动委是由劳方、资方、公益三方构成的行政机关,负责对劳动争议进行调解和裁定。中央劳动委负责对各地13个地方劳动委的裁定进行复审和统筹。

罢工是劳资双方未能化解矛盾、都应设法避免的最坏结果。根据规模和持续时间,其危害会超出单个企业,波及整个国内产业和国民生活。然而在本届政府任内,罢工态势颇不寻常。去年底的“冬斗(冬季斗争)”在医疗、铁路、学校等领域全方位爆发。罢工同时也是法律、制度和产业的结构性问题。在劳资矛盾积怨已深的快递、运输(货物连带)领域,罢工已经常态化。如去年大宇造船海洋承包商工会罢工那样,各企业内部原发包方(资方)与承包企业工会之间的矛盾也十分尖锐。今年由于高物价带来的加薪压力、经济衰退以及劳政矛盾,劳动争议同样如履薄冰。

金委员长强调:“国民对争议的发生(罢工)关注度很高,但对争议的解决关注度很低”,“优先采用和解、调解、仲裁的替代性争议解决方式,不仅能减少劳动问题,还能缓解我们社会整体的矛盾。”替代性争议解决在美国、德国等主要发达国家既是已经普及的制度,也是引领社会的文化。金委员长一贯认为,对于政治、代际、阶层、男女乃至地域矛盾都十分尖锐的韩国而言,这尤其是应走的方向。而这些矛盾的起点是劳动。韩国就业人数为2771万人,接近总人口(5155万人)的一半。劳动即是全体国民的问题。金委员长说:“明年将迎来成立70年的劳动委,一直以来被国民视为一种工会争议机构,今后将转变为所有身处困境者的支柱。”

金委员长特别强调,上月29日首尔市内公交劳资双方达成工资与集体协议,在韩国劳动争议解决案例中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此次协议是首尔公交工会成立35年来,首次因首尔地方劳动委员会的“事前调解”而提前达成。此前首尔市内公交的劳资谈判总是拖到罢工前夕,也有年份未能避免罢工。今年从去年12月到上月进行的9轮谈判中,劳资双方同样“空手而归”。这正是去年11月就任的金委员长把首尔市内公交劳资双方作为首次现场走访对象的原因。

金委员长说:“通常劳资双方在集体谈判遇阻时才会找劳动委。向劳动委申请调解后仍难以达成协议,工会便发动罢工等争议行为,这是一般流程”,“对于首尔市内公交的劳资双方,我们想的是在矛盾进一步恶化、他们提出调解申请之前,‘由我们先出面’。”

金委员长从此次首尔市内公交工资与集体协议的达成中获得两点收获。一是更清楚地认识到劳动委现行调解程序的局限。调解程序可概括为“集体谈判→谈崩后申请调解→再谈崩则争议行为”。工会必须通过劳动委这一调解程序取得争议权,才能进行合法罢工。这被称为调解前置主义。问题在于调解期限只有10天(公益事业为15天)。在劳资矛盾已经十分尖锐的企业,即使提出调解申请,要挽回罢工也为时已晚。金委员长评价称:“首尔市内公交的案例是跨越了调解前置主义这道墙。”金委员长尤其表示,自己更加坚信矛盾终究可以靠人的意志和信任来解决。他说:“出身全国民主劳动组合总联盟的首尔地方劳动委员会公益委员吴吉成向首尔公交劳资双方建议提出事前调解申请,发挥了很大作用”,“我亲自登门时,他们也很惊讶地说‘中央劳动委委员长上门是第一次’。我更加相信,只要劳动委不放弃亲赴现场、以诚意加以劝说的姿态,任何矛盾都能化解。”

金委员长表示:“我是抱着改革劳动委的决心在工作。”金委员长有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劳动委不能像过去那样止步于工会的权利救济机构。上月,他为构建韩国式替代性争议解决制度,组建了劳资与学界研究会。他没有全权交给专家,而是亲自主导讨论。目标是今年下半年拿出制度方案,最快明年起在劳动委推行。他之所以急于引入替代性争议解决制度,是因为不能再让女性、老年人、青年、低收入群体等劳动弱势阶层继续被搁置的紧迫感。事实上,既是经营者又是劳动者的身份,以及职场霸凌等过去劳动争议中未曾出现的新型矛盾,正在我们社会迅速扩大。金委员长反省道:“从去年劳动委处理的案件看,10件中有9件是个人争议(1万3528件)”,“但劳动委的职责却对准了剩下那‘1件’的劳资集体争议。仅就这一点而言,劳动委已经生锈了。”

金委员长在就任委员长之前,在学界就一贯主张,保护占全体劳动者86%的“工会之外的劳动者”是解决劳动问题的起点。2021年,以大企业为主的300人以上企业工会组织率为46.3%,而30人以下企业仅为0.2%。中小企业占全部企业的99%、工资仅为大企业一半左右,工会版图与劳动委的位置恰恰相反。金委员长强调:“看劳动委的个别案件,大部分当事人收入低下,处境确实艰难”,“劳动委必须让没有工会这一‘后盾’的国民也能轻松找上门来。”

金委员长自信替代性争议解决在韩国成功的可能性很高。他甚至能背出引入替代性争议解决的国家的细项指标。金委员长惋惜地说:“美国和德国已经把自治与分权的原理应用于劳动争议的解决”,“德国94%的个别劳动关系争议通过劳动法院的和解得以解决,而我们仅中央劳动委就有70%的案件是以裁定处理的。”

金委员长在替代性争议解决方式中,把重心放在“和解的价值”上。以数字化为代表的技术发展使劳动的边界被打破,争议形态更加复杂。只区分是非的裁定,局限性十分明显。

劳动委内部早就有人对裁定中心主义进行反省,其程度足以让“坏的和解也胜过最出色的判决”这句法律格言相形失色。然而现实是,不当劳动行为案件的和解比率,韩国为33.8%,仅为美国(73.7%)的一半左右。金委员长强调:“我们必须思考,凭劳动委的裁定让经营者受到处罚是否真的最好,受害劳动者以何种方式获得权利救济才是重要的”,“劳动委如果只是反复做出裁定中的认定、驳回、不予受理,就无法带来劳动者真正想要的结果。”

为此,金委员长认为劳动委必须先降低门槛。他构想从明年起扩大在线服务“e-劳动委员会”,使人们不受空间和时间限制地获得劳动委的帮助。金委员长指出:“劳动委的权利救济,不能再止于‘只存在于文件上的权利救济’。”

金委员长强调,要按目标运营劳动委,必须有更多投入。他同时呼吁称,劳动委的预算与人力都严重不足。仅去年一年,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就达1万8118件,其中处理了1万6072件。以不足的人力处理大量案件,调查官的事实调查可能不够充分。他们工作负担加重也是必然。这种恶性循环的损害,最终只能由前来求助中央劳动委的国民承担。

然而,口口声声强调劳动问题的国会依旧漠不关心。从《劳动委员会法》部分修正法律案的提案件数看,2021年为2件,去年1件,今年仅1件。金委员长说:“前不久我走访一家地方劳动委,一位调查官说累到患上带状疱疹”,“劳动委应成为独立的行政机构,使预算、人力等不再成为机构开展工作的障碍。”劳动委的劳动者委员、使用者委员、公益委员编制为1805人。支撑他们作出裁定的公务员编制仅为385人。

He is…

△1956年生于釜山 △首尔大学经济学学士 △美国艾奥瓦大学经济学博士 △1995~1996年总统秘书室行政官 △1996~2021年檀国大学经济学系教授 △1997~2006年中央劳动委员会公益委员 △2001年檀国大学争议解决研究中心(韩国首家)首任所长 △2010~2012年工时免除审议委员会委员长 △2011~2012年韩国劳动经济学会第22届会长 △2022年~ 中央劳动委员会委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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