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6月,韩国金融监督院院长李复贤在就任后首次与各主要商业银行行长会面的场合上表示:“希望各方配合,将更为保守的未来预期反映到违约率中,以便计提考虑潜在信用风险的充足规模的准备金。”形式上这是寻求配合的发言,但与会者感受到的压力却不同。出席座谈会的一位银行行长描述当时气氛称:“由于这是比上级机关金融委员长影响力更大的‘实权金监院长’的发言,我们理解为无论如何都要比以前明显增加准备金的指示。”
商业银行感受到的压迫感也体现在数字上。KB国民、新韩、友利、韩亚银行等四大商业银行去年计提的坏账准备金合计达1万零734亿韩元。相比2020年新冠疫情导致金融风险担忧升高时计提的准备金(5926亿韩元),增加了近一倍。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各家银行计提的准备金规模几乎相近。按银行来看,四大银行去年均计提了约2500亿韩元准备金。这与新冠初期的2020年少则680亿韩元、多则2740亿韩元、银行间差异很大的情况形成对比。一位熟悉金融业情况的人士表示:“各家银行预测的经济景气水平和持有资产比重各不相同,但准备金却计提到相近水平,似乎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另一位人士说:“不知道计提多少才符合当局的口味,于是有的就参照其他银行的做法照此计提”,“也就是说,当局要求增加准备金的影响力实际上左右了银行的损失计量过程。”
问题在于,以“当局的叮嘱”为依据多提准备金在会计上是否能够被正当化。会计业界的立场是,即便退一步容许多提准备金,“参照其他银行的计提水平来决定追加准备金规模,也难以接受”。负责审计某商业银行的一家会计师事务所相关人士指出:“由于当局有要求,出现了银行把景气预测值修正得更加保守以多提准备金的情况”,“如果问‘为什么突然比以前更悲观地看待景气’,银行有时无法给出明确答复,所以我们认为这可能成为问题。”
当局也有自己的理由。经历新冠疫情后各类负债空前膨胀,加上高利率之下不良化可能性也在加大,因此必须先把应对能力提升到尽可能的最大值。通常商业银行把逾期率0.4%~0.5%的水平视为某种“红线”,而五大银行(KB国民、新韩、友利、韩亚、NHNongHyup Bank)的平均逾期率截至去年12月已升至0.25%左右。
当局还认为,银行一直作为基准点使用的损失估算模型已经过了有效期。金监院相关人士表示:“当局的基本立场是应多提准备金,会计业界总体上也认为应多提准备金”,“银行的损失评估模型是基于过去十多年低利率环境下的数据构建的,在高利率格局延续的当下适用存在局限,我们将把这一担忧转达给会计师事务所。”梨花女子大学经营学院教授韩钟洙解释说:“新冠时期发放的贷款终有一天要收回,当局似乎在担忧其冲击”,“银行一动摇,整体经济就可能动摇,所以当局在寻找尽可能安全的办法。”
不过对银行而言,短期内改变基于十多年数据的损失估算模型并不容易。在此期间,当局以必须提升危机应对能力为由,持续要求多提准备金,银行的苦恼颇深。韩教授表示:“自新冠疫情以来一直在延长这些贷款的到期期限,因此谁都难以确信这些贷款实际的不良率会有多高”,“正因为难以知道适当的准备金水平,会计师事务所与当局之间才产生认知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