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首先要敞开耳朵,认真倾听经济相关部长和幕僚们的意见。”
市场经济研究院理事长金仁浩12日在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表示:“听完周围经济专家的意见,再加上自己的见解,最终作出决断,这才是总统的角色。”1997年韩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申请救助贷款时曾担任青瓦台经济首席秘书的金理事长,就前一天IMF将韩国今年经济增长率预期下调至1.5%一事警告称:“若放任反市场的经济结构,2~3年内增长率可能跌至0%区间。”他还指出:“政界和政府是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并要求“劳动、养老金、教育三大改革必须依照市场原理同步推进,才能取得成效”。近期出版《金仁浩的总统经济论》一书的金理事长,在其位于首尔龙山区的办公室接受了采访。
——总统对待经济政策应有的姿态是什么?
△总统应首先倾听经济相关部长和幕僚们的意见。听完他们的话,再加上自己的见解,最终作出判断和决断,这才是总统的角色。如果不充分倾听对方的话就先开口,沟通便无法实现。部长和幕僚在总统面前有话要说,若总统先讲出主观意见,结果就是言路被堵。
——历任总统中有值得参考的事例吗?
△前总统全斗焕同时展现了最差和最好的一面。他就任总统后不久,我曾在经济部长们汇报的场合旁听,他上来就质问“烧酒价格为什么涨了”。看到他不听汇报、却长时间陈述自己想法的样子,我心想“这可糟了”。但到任期中段,他话明显少了,开始大量倾听幕僚的意见。听完之后一旦作出结论,就不再左顾右盼。不仅如此,他还明快地做“交通疏导”,不让部门间的意见分歧留下种种矛盾空间。至少在任期中段以后的经济政策上,他是一位准确知道领导人该做什么并加以实践的总统。
——以此来看,尹锡悦总统如何?
△外界有传闻说尹总统话稍多,姑且不论真假,出现这种评价本身就非常遗憾、并不可取。总统无论如何都要多听。人为什么有两只耳朵、一张嘴?意思就是多听少说。总统要比普通领导者多听一倍,说话更要节制一倍以上。这不仅适用于经济,也适用于安保、社会等所有领域。领导人应始终在倾听、思考、判断之后再出面。如果尹总统能守好这一原则,我相信他会成为一位非常出色的总统。
——尹总统为了沟通应该怎么做?
△当前我们面临的经济问题非常严峻。每一个都是总统一己之力无法解决的难题。正因如此,汇集众多专家的智慧十分重要。看现在的政府阵容,不仅国务总理和经济副总理,连秘书室长和国务调整室长都由经济部门出身者担任。被如此强大的经济专家所环绕,难道不该最大限度地利用他们的头脑吗?我再次强调,应让部长和幕僚多说,总统则应少说多听。
——目前我国经济处于什么状况?
△1997年接受IMF救助贷款时的结构性危机至今仍未克服。如今竞争力危机尤为严重。IMF将韩国今年经济增长率预期从原先的1.7%下调至1.5%,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最近也显著下调了对韩国经济的增长预期。若这只是暂时现象便无需担心,但经济增长率反而呈趋势性下滑。有人担忧20~30年后韩国的经济增长率将跌至0%区间。照此下去,不能排除2~3年后就出现这种局面的可能性。
——如何才能克服当前的危机?
△经济领域的竞争力只能在竞争性结构中产生。必须营造这样的环境:在企业可以尽情竞争的市场上,企业按自己的判断、不感到任何约束地做任何事。如果政府完全不介入,营造企业可以自行奔跑的环境,并让做好做坏100%由企业自己承担,企业难道不会拼命竞争吗?财阀体制也必须把结构改为依竞争原理而非道德、伦理等原理运作,才能具备世界级竞争力。
——在竞争力危机之下,对政策当局有何嘱托?
△政府的角色本身必须改变。在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中,把该做的事做好固然重要,但不做不该做的事更为重要。若不了解、没把握,不如就静观其变。不能犯下不甚了解却胡乱插手、把一切搞坏的错误。必须建立以企业为中心的经济,才能克服竞争力危机。
——大韩民国总统最重要的职责是什么?
△按市场经济和自由企业主义原理运作并发展经济最为重要。这一问题从金泳三政府后期开始被提出,但我认为直到朴槿惠政府,都没有一位总统真正履行了这一使命。特别是卢武铉、文在寅政府完全偏离到错误方向。文政府时期实施的每周52小时工作制和最低工资制、偏向工会的劳动政策、企业管制等,无一不是与市场原理正面相悖的。
——您认为尹总统的经济使命在哪里?
△第一是恢复文前总统所破坏的经济秩序,其次是复原自由市场经济和自由企业主义。当今世界经济处于连一天之后都难以预见的不可测状况。新议题、新技术与新产品层出不穷,要妥善应对这种环境,经济结构就必须变得灵活。若有如神般的存在能把涌来的难题一一解决固然好,但那样的神并不存在。必须建立责任与权限分散的灵活经济运作体系,以导出最佳结果。市场经济是唯一无二的解法。直接应对经济形势变化的经济主体应成为市场经济的主角。
——尹政府提出的劳动、养老金、教育改革方向正确吗?
△三大改革也必须彻底立足市场原理推进。领取多于自己缴纳的养老金制度,能够持续吗?教育也必须改变,使校际竞争更加活跃,并保障学生和家长等教育需求方的选择权。劳资关系的改革则迫在眉睫,甚至让人怀疑市场是否真的存在。劳动、养老金、教育改革是无法彼此分割的核心课题。必须彻底依照市场原理同步推进,才能取得成效。
——若要指出阻碍我国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
△政界和政府是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弥漫于我们社会的社会主义思想是最大问题。社会主义国家中有经济搞得好的例子吗?连共产国家中国都提出至少在经济上要搞市场经济,可见一斑。文政府采取的所有不合理的经济处方,都可视为出自社会主义式的构想。反市场倾向的共同民主党占据绝对多数席位的现任国会,其问题更是不言而喻。一旦出现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好想法,国会却无法以立法予以支持,反而走向相反方向,这是令人痛心的现实。
——您认为政府拖了经济后腿的理由是什么?
△官僚主义确实严重。总统应最大限度利用官僚,但不能被官僚俘获,而现实并非如此。特别是部门本位主义是必须克服的弊端。韩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不同,政府组织原理按产业、按品目划分,容易只埋头于特定领域,难以具备俯瞰整个国民经济的眼光。如今必须按职能、以需求方为中心全面重组政府组织。与此同样重要的是检察改革。
——说到检察改革,是指“完全剥夺检察侦查权”吗?
△“完全剥夺检察侦查权”是把侦查权的技术性分配问题当成了本质,抓错了要点。问题的核心在于,让检察真正捍卫法治主义、遵守罪刑法定主义原则,履行守护国民财产与生命的本职角色。法治主义一旦崩塌,市场经济和自由主义经济都不可能搞好。
He is…
1942年生于庆南密阳,毕业于首尔京畿高中和首尔大学法学院,并在美国雪城大学研究生院取得行政学硕士学位。历任经济企划院物价政策局长、经济企划局长、对外经济调整室长,后担任铁道厅长、公平交易委员长、青瓦台经济首席秘书等。离开公职后,历任国家经营战略研究院院长、中小企业研究院院长、韩国贸易协会会长等。自2001年4月起已连续23年担任市场经济研究院理事长,积极从事写作与演讲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