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尹锡悦政府宣示紧缩财政,但反映国家一年财政状况的管理财政收支去年录得117万亿韩元赤字。这一规模超过因新冠疫情政府支出激增的2020年(赤字112万亿韩元),为历史最大。同期,中央政府和地方自治团体等所负债务中偿还时点与金额已确定的国家债务首次突破1000万亿韩元,包含未来须支付的年金充当负债在内的国家负债则突破2300万亿韩元。
据2022会计年度国家结算报告,去年总收入(617.8万亿韩元)减去总支出(682.4万亿韩元)后的统合财政收支为赤字64.6万亿韩元。其中,从统合财政收支中扣除韩国国民年金等四大保障性基金、更能体现政府实际财政状况的管理财政收支赤字达117万亿韩元,为史上最差。由此,管理财政收支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为-5.4%。尹锡悦政府此前立场是从今年起将管理财政收支赤字占GDP比率控制在3%以内。
国家债务亦急增。国家债务较上年增加97万亿韩元,达1067.7万亿韩元,首次突破1000万亿韩元。占GDP比重为49.6%,接近50%,同样创历史新高。国家债务在2018年时仅为680万亿韩元,占GDP比重仅35.9%。然而在扩张财政与讨好式现金发放政策下,赤字与国家债务如雪球般膨胀。
在国家债务基础上加入未来须支付的公务员、军人年金后的国家负债为2326.2万亿韩元,较一年前增加130.9万亿韩元,再创历史最高。首尔大学教授安东炫表示:“文在寅政府增加的义务支出如今成了回旋镖”,“既然增加的公务员无法裁减,财政赤字短期内将持续”。此次通过的结算报告将经韩国监查院审计后于5月底提交国会。
国库已亮起红灯。作为国家已确定债务概念的国家债务,以及广义债务概念的国家负债(国家债务加年金充当负债)均刷新历史最高值。一年间国家债务增加97万亿韩元,国家负债增加130万亿韩元。这是自文在寅政府时期起连续五年编制追加更正预算等财政成瘾的后果。
尹锡悦政府上台后转向紧缩财政的基调显得苍白无力。国家债务达1067万亿韩元,国家负债达2326万亿韩元,一年间再创新高。在被认为承受前政府松散财政逆风的同时,尹锡悦政府也未能摆脱大撒把式做法,例如向全体国民无差别发放新冠灾难支援金。
其中国家负债较一年前增加130.9万亿韩元(6.0%),达2326.2万亿韩元。与上年增速(10.8%)相比似有所放缓,但这只是年金充当负债等非确定负债增速被限制在3.0%所带来的错觉。随着利率上行,推算未来年金支付额的年金充当负债计算所用贴现率上升,使年金充当负债增幅趋缓,影响较大。国公债和借款等确定负债增速则高达10.9%,延续高位增长。
更何况此次公布的国家负债并未包含韩国电力等公营企业的债务。政府测算和管理的负债统计分为国家债务(D1)、一般政府负债(D2)、公共部门负债(D3)。较上年增加94.3万亿韩元、首次突破1000万亿韩元的国家债务(1067.7万亿韩元)通常称为“D1”,政府编制预算时将其用作管理指标。
D2为D1加上非营利公共机构债务,用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进行国家间债务比较。D3在D2基础上还包含韩电等非金融公营企业负债。OECD成员国中仅8国进行测算,但韩国常以公营企业发债筹措国策项目资金,且这些负债由政府提供担保,因此应将D3视为真正的国家债务。韩电仅去年就录得32.6034万亿韩元营业亏损,韩国天然气公社的负债比率按合并口径已超过500%。
政府方针是通过财政准则立法等确立健全财政基调。韩国企划财政部财政管理局长郑熙甲表示:“将通过财政准则立法等,首先由政府大幅收紧腰带”,“在明年预算案编制过程中也将反映结算内容,彻底阻断无节制现金支援项目等道德风险和财政流失”。东国大学教授姜三模也强调:“鉴于韩国低出生率与老龄化快速推进的特点,必须遏制国家债务增速。”
然而前景黯淡。企划财政部目标是从今年起将实质国家财政即管理财政收支赤字规模控制在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区间,但“税收缺口”可能性已在扩大。今年前2个月税收较一年前减少15.7万亿韩元。3月以后的税收也难以保证。延世大学经济学部名誉教授金正植指出:“税收环境太差”,“应削减非急需财政支出,动员预算外一切可用政策手段刺激经济,但并不容易”。
临近明年大选而主张扩大财政支出的政界也是问题。不仅在野党,连执政党内部都出现编制追加更正预算只是时间问题的观测。首尔大学教授安东炫批评道:“即便存在政界压力,政府不通过上调公共费用来削减公营企业负债,却借产业银行为公营企业债务东挪西补,这也是问题”,“令人怀疑其是否有坚定的健全财政意志”。
与此同时,国家资产较2021年结算减少29.8万亿韩元。原因是投资环境恶化,国民年金、私学年金等公共年金基金持有的流动资产和投资资产减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