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京畿道坡州出版城的悦话堂书博物馆四层书房一角,一行汉字十分醒目——“思无邪”,意为思虑之中没有邪念。不为个人显达,只做像书的书,这一哲学完整地凝聚在这三个字里。
悦话堂代表李起雄(83岁)是个痴迷于书的人。他在被指定为重要民俗资料的江原道江陵船桥庄度过童年,1971年创办悦话堂、踏上出版人之路后,52年来始终未曾离开书。问世的书籍就有1000余册。创业初期他推出涵盖韩国与东西方美术全部领域的图书,在出版界引起巨大反响。韩国半数出版社入驻的坡州出版城也出自他手。书与李代表是难以分割的命运。“我一生只靠书活着。过去、现在,以及今后,书都将是我的自尊。”
李代表每逢谈论文字与书籍,总要强调一点,那就是“思考的出版”。以肯定和思考的力量确立价值,不与他人争斗、共同营造社会,这就是书的使命。他指出:“出书要想到最有价值、最有意义,还要美好而积极。”“唯有如此,我们的社会才不会彼此敌视、不致分裂。”
在价值端正的社会里,亲日与反日、左与右并不重要。问题在于助长矛盾、破坏和平的行为。他之所以强调我们的近现代史应当向安重根义士请教、寻找答案,也正因如此。他补充说:“对安重根而言,重要的是谁在破坏团结与和平。”“不能认为凡是日本人都是恶人。应当对抗的不是日本国民,而是贪婪的权力与军国主义势力。”
在出版界体验了50多年冷酷的市场逻辑,本该到了某种程度上顺应资本逻辑的时候,但李代表完全不是这样。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优先顺序都是“书”而非“钱”。2016年出版《正本白凡逸志》时便是如此。为了尽可能原样传达金九先生的本意,他决定几乎不作修改、照原文出版,而且不用横排而用竖排。听到这一消息的一位教授据说曾挖苦道:“书店里摆的《白凡逸志》不止一两本,再出还能做成生意吗?”他回忆说:“我对那位教授说,‘我的天职是做书,不是做买卖’。”“我只是觉得没有一部像样的《白凡逸志》,才想重新做一部,可他隐隐把我当成生意人,心里不太舒服。”
在强调“像书的书”的他看来,如今出版市场的走向只让人惋惜。他批评说,连最基本应有的格调与次序都不具备,只靠花哨设计和迷惑人的文字耍小聪明的书正涌入市场。最典型的就是近来借助YouTube等人气而出现的随笔。李代表批评道:“文字这一诞生文明的伟大工具,如今反而以不负责任的话语和华丽辞藻伤害他人。”“那些不谈他人、只顾自言自语的无意义之书应尽快清除,现在是把我们真诚的故事留作记录的时候。”
他对市场的建言也毫不吝惜。其中他嗓门最高的是书的滥出。他认为,为了多卖而毫无节制地印书,导致环境遭到破坏、市场随之崩塌。因此他强调的是“少印一点,一起多赚”的提议。李代表提高声调说:“如今出版社以1万册为基准出书,但实际消化的确实达不到这个数。”“结果剩下的新书全都变成废纸。这实在是惊人的滥用。”
他对政府也有话要说。对于围绕历史教科书的争论,他甚至用上了“快疯了”的说法。书本属编辑的领域,政治却介入进来,助长社会矛盾。他强调:“历史教科书应由立场端正、中立的编辑与历史学者携手、拥有全权来编写。”“只有这样才能出像书的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