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3-29 | 김능현 논설위원

[周四清晨]韩国国民年金,治理改革当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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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加拿大养老金(CPP)在基金即将耗尽之际启动了养老基金改革。不仅提高了保费,还成立加拿大养老金投资委员会(CPPIB),大幅改变了治理结构。治理结构改革的重点是强化基金投资的专业性和独立性,实现收益率最大化。分设投资委员会后的加拿大养老金排除了政府对运作的干预,并将基金投资对象大幅扩展至股票、债券、替代投资等。浏览CPPIB官网便可清楚了解该委员会的定位。CPPIB明确表示,其义务是“实现最高收益率”,并且“基金的运作与政府保持距离”。还表示“不受政治议题干扰,与对投资决策的政治干预相隔离,管理层向独立的董事会报告”。董事会由治理结构、投资、财务专家希瑟·门罗-布卢姆主席等12人全部由投资专家构成。甚至还有美国、英国国籍的专家参与董事会。这是一个不问国籍、只聚焦于收益率最大化的董事会构成。加拿大早在25年前就实施的改革案例,至今仍是为养老基金枯竭而头疼的发达国家的借鉴对象。日本公共养老金(GPIF)、美国联邦退休储蓄投资委员会(FRTIB)、荷兰公共养老金(ABP)也以摆脱政府干预、独立运作基金而著称。

仅从规模看属于全球四大养老基金之一的韩国国民养老金,其治理结构却截然相反。最高决策机构基金运用委员会的委员长由韩国保健福祉部部长担任。此外,韩国企划财政部、韩国雇佣劳动部、韩国农林畜产食品部、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次官以及国民养老金公团理事长等5名政府方面人士成为当然委员,另有雇主代表、劳动者代表各3人,地区参保人代表6人等作为委员参与。投资专家则遍寻不见。虽说这种构成是为了反映养老保险缴费人的意见,但实际上是政府与财界、劳动界、小工商业者方面分摊席位。正因如此,右派政权上台时由政府方面人士和雇主代表、左派政权上台时由政府和劳动界代表左右着关系国民晚年的养老金运作。这种结构下,国民养老金一旦增加对某家公司的投资或行使表决权,外界只能带着有色眼镜看待。由于清一色是非专业人士,基金运用委员会的会议实为形式主义。2020年至2022年共25次会议中,保健福祉部部长的出席率仅为68%,各位次官的出席率不超过25%。到这种程度,即便被称作福祉部提交符合政权口味的议案后便照单追认的“举手机器”,也难以辩解。

基金运用委员会成了政治场,收益率自然低迷。最近10年加拿大养老金的年均收益率达10%,而国民养老金仅为4.7%,只有一半。国民养老金去年甚至出现8.3%的亏损。

被尹锡悦总统列为三大改革课题之一的国民养老金改革讨论正热烈进行。据国会预算政策处预测,国民养老金将在2040年转为赤字,2055年耗尽。目前讨论的提高保费率和提高养老金领取年龄等固然重要,但只有同时提出扩大养老金运作专业性、基金运用本部迁回首尔等提高收益率的方案,才能说服国民。收益率仅提高1个百分点,就能将枯竭时点推迟6~8年。

在卢泰愚政府时期引入的国民养老金,在金大中、卢武铉政府时期实施了延缓基金枯竭的改革,但此后改革便销声匿迹。自称继承卢武铉政府的文在寅政府虽占据多数席位,却对国民养老金改革放手不管,只摘取了提高基础养老金这枚甜柿。有必要借鉴在把国民抵触降到最低的同时成功推进养老金改革的加拿大。倘若因明年大选临近而推迟养老金改革,那等于承认尹锡悦政府与文在寅政府毫无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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