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访问沙特阿拉伯的乔·拜登总统表示,"不会在中东地区留下由中国、俄罗斯、伊朗填补的外交真空",表明了坚定意志。但上周在中国调解下实现的沙特阿拉伯与伊朗关系修复的尝试,暗示该地区正出现与拜登总统宣言完全相反的局面。此事毫无遮掩地暴露出近年来更趋加深的美国外交政策的痼疾。
身兼记者与学者的约瑟夫·约菲在1995年发表的一篇随笔中,提出了冷战后美国应选择的大战略的两种路径。他将两者分别命名为"英国"与"俾斯麦"。第一种是英国传统的地缘政治路径。即构筑同盟体系以对抗追求霸权主义的新兴势力,但除此之外则坚守"不介入原则"。约菲主张,作为支撑国际秩序支柱的美国不可能运用这种均势战略。作为替代,他强力支持普鲁士元老政治家俾斯麦的中间人战略。俾斯麦是在19世纪末统一德国、把它提升为欧洲主导国的关键人物。
俾斯麦表示,对德国而言最理想的状况"不是领土扩张,而是除法国以外的所有势力都需要我们,并且他们因相互关系而脱离对我们抱有敌意的同盟"。美国重大的外交成功案例无一例外都以俾斯麦的思路为核心。在延续数十年的冷战期间,美国与以色列及阿拉伯国家的关系胜过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美国的俾斯麦式外交路径,为把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从莫斯科拉开做出了贡献。此外,在伊朗革命之前的数十年里,美伊、美沙关系都好于沙伊关系。
然而今天的华盛顿已丧失了使这种战略成为可能的弹性与灵活性。美国的外交政策太过频繁地由把世界划分为黑与白、同志与敌人的宏大道德宣言构成。随着那类宣言被各种制裁和法律固化,外交政策变得更加僵硬。在充满一触即发气氛的政治环境下,哪怕只是对对方说一句"是敌人"也很危险。
如今美国与俄罗斯、中国、伊朗、古巴、朝鲜等许多国家干脆不建立外交关系,或仅维持有限而敌对的接触。反对这些国家或许有说得过去的理由,但把它们整体一并置之不理,势必导向僵硬的外交政策。若只是抱着"推翻这些不良国家政权才是上策"的愿望,连与对方国家代表单独对话都不愿意,就无法发挥外交灵活性。
这不是对拜登政府的批评,而是对过去数十年美国外交政策的批评。美国的外交政策充斥着提出要求、对对方国家施加威胁与谴责。几乎没有理解对方观点并展开实质性谈判的努力。
巴拉克·奥巴马政府尝试了与此颇为不同的路径。与伊朗的核谈判带来了为德黑兰内部温和派增添力量的效果,并促成了与伊朗务实关系的改善。对中国,则在正面推进经济间谍等棘手议题的同时,取得了维持深度关系的一定成果。启动与古巴的关系正常化程序,并努力与俄罗斯维持务实合作关系,也是在奥巴马政府时期。
如今的华盛顿大体上对俾斯麦式外交抱有敌意。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入主白宫后退出了与伊朗的核协议,并对中国加征关税。他加强了对古巴的制裁,并试图颠覆委内瑞拉政府。这些尝试全都以失败告终,但特朗普式外交政策基调已牢牢扎根,几乎无法改变。拜登在竞选期间承诺废除特朗普的大部分外交政策,但当选总统后却选择了照搬强硬路线这条轻松之路。
这一切都令人想起因循守旧、老态龙钟的帝国。今天我们的外交政策由一群为讨好国内选民而热衷空洞辞令的精英掌管。问题在于,这些脱离现实的人甚至察觉不到外部世界正在快速变化这一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