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National Intelligence Service获得一份情报,内容是有人企图将国内整车企业A公司开发的先进自动驾驶技术转移到海外。调查结果显示,A公司研究员B某应共同参与项目合作的协作企业要求,用手机拍摄并泄露了“智能巡航控制技术”等大量研究资料。他还将这些资料交付供对方使用,本人则试图跳槽至海外竞争企业。B某的行径在国家情报院与检察机关的侦查下被查获,最终他被送上法庭。但两年后的2022年7月,法院仅判处B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
对国家经济造成严重打击的海外产业技术泄露案件层出不穷,“应强化法律保护网”的主张因此获得更多支持。最近5年内因产业技术泄露给国内企业造成的损失(估算)接近25万亿韩元。此外,产业技术泄露案件中每10件就有8件集中于半导体、显示器、二次电池、汽车、信息通信、造船、电气电子等国家核心产业,但处罚力度仍停留在缓刑或罚金等“轻描淡写”的水平。不断发生的海外产业技术泄露,可能导致韩国在国家间“技术霸权”竞争中落伍,因此要求量刑标准现实化等对策的呼声日益高涨。
◇5年内损失25万亿韩元…半导体、显示器成集中“标靶”=据国家情报院26日消息,因产业技术泄露给国内企业造成的估算损失额达25万亿韩元。仅国家情报院在此期间查处的国内产业技术泄露案件就达93件。其中三分之一即33件属于国家核心技术。特别是这些产业技术泄露集中在半导体、显示器、二次电池、汽车、信息通信、造船等国家核心领域。最近5年产业技术泄露损失最大的领域是半导体和显示器,分别达24件和20件。其中共有14件属于国家核心技术。二次电池、汽车、信息通信领域也各有7件产业技术遭泄露。这21件中国家核心技术为11件,占到一半。造船领域流向海外的产业技术中,除1件外有5件为国家核心技术。此外,向海外窃取技术的手法也更为高明。在电池领域,甚至出现了为规避国内研究人员转投海外竞争对手所引发的法律纠纷而采取的所谓“跳板跳槽”。即竞争企业让国内研究人员入职与技术上并无关联的子公司等,先让其转入伪装公司,实际上再由研究人员向竞争企业传递技术。
国家情报院相关人士解释称:“中国或欧洲企业通过这种方式,不仅使禁止转职的临时禁令诉讼等法律措施失效,甚至令禁止同业跳槽的制裁也形同虚设。”
与此同时,还有在公司内部拉拢协助者窃取核心技术,或以大批量采购为诱饵接近大企业协作公司,迂回获取技术或产品样品的图谋。另外,还有通过拥有当地人脉网络的专业调研公司收集核心信息,或借共同研究之名把本国研究员派驻国内高校、研究所,将其用作技术泄露通道的情况。
◇法定刑上调…量刑标准却6年原地踏步=问题在于,随着围绕半导体、二次电池等技术霸权的国家间竞争日趋激烈,海外竞争企业窃取国内产业技术的尝试接连不断,但处罚力度仍停留在“轻描淡写”的水平。Seoul Economic Daily分析2021至2022年违反《不正当竞争防止法》等7起案件的一审判决后发现,判处实刑的仅有2件。即便如此也只是有期徒刑1年6个月至2年,远未达到现行量刑标准。其余5件均为缓刑。法院在各案件的量刑理由中称“未获得受害公司宽恕”或“罪责不轻”。特别指出产业技术泄露是“不仅存在给受害公司造成重大损害的危险,还威胁市场竞争秩序、可能使新的研发动力丧失的犯罪”。但在这些案件中,有6件将“初犯”列为减轻理由之一。此外,表示悔过(5件)、受害公司损害是否已现实化不明确(5件)也成为降低处罚力度的因素。认罪、家属提交请愿书等因素也被作为减刑理由采纳。目前侵犯商业秘密的量刑标准,国内和国外情形的最高刑分别为4年和6年,甚至不及一般抢劫、特殊抢劫量刑标准的最高6年和8年。产业技术泄露与盗窃只有有形与无形之别,窃取转移的本质并无不同,但处罚力度却相差天壤。而且尽管法定刑上调,针对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量刑标准已6年未变。《不正当竞争防止法》2019年1月修订时,最高刑由10年以下有期徒刑提高至15年以下(第18条第1项)。《产业技术保护法》也在同年8月将处罚力度由15年以下有期徒刑改为3年以上有期徒刑(第36条第1项)。量刑委员会2021年曾因“量刑标准中加重区间的上限不及法定刑上限的一半”的批评而讨论上调标准等,但未获采纳。量刑委员会专门委员的意见是,依据2019年修订的产业技术泄露相关法律第36条第1项尚无有罪判决先例,可适用的案件不多。也就是说,实际可适用的案件不多,没有必要将修订后的法律反映到量刑标准中。
◇崩塌的“法律保护网”,如今该修复了=法律界专家一致认为,量刑标准现实化等法律保护网的修复迫在眉睫。因为在产业技术泄露案件不断的情况下若法律处罚力度维持在低位,“破窗理论”可能成为现实。低水平的处罚会让白领(上班族、办公室职员)形成“产业技术泄露不是重罪”的认知,从而导致案件进一步增加。这正是产业界乃至法律界内外提出应将现行量刑标准提高一档,同时即便是初犯也从严惩处等特别措施的原因。此外,认为在刑事审判程序中应给予受害者(企业)说明技术价值等机会的意见也不少。目前受害者只有接受证人询问,无法说明技术价值或提交意见书。但在法院的判断过程中,技术具有多大价值可以决定处罚力度,因此应当有受害者自行说明的渠道。
世宗律师事务所律师郑昌元指出:“对受害者只有证人询问,连说明技术价值或重要性的机会在刑事诉讼法上都得不到保障”,“除与宣判相关的事实之外,对于作为商业秘密或产业技术判断标准的经济有用性,连意见书都无法提交。”至平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在承强调:“有必要设定量刑标准,使产业技术泄露罪犯即便是初犯也能受到严惩”,“在审判过程中还需设立测算技术侵害金额的专门机构或鉴定官等,为准确核定实际损失额付出实务努力。”目前水原地方检察厅国防事业·产业技术犯罪刑事部有2名从Kore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派驻的产业技术侦查顾问在职,但除专利法院外,各地方法院审判部并不存在负责咨询等工作的人员或部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