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3-24 | 여론독자부

[海外专栏] 政治信念与幸福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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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意调查显示,回答自己幸福的保守主义者比进步主义者更多。多年来,学者们提出了多种理论来解释这一现象。第一种解释是,保守主义者更积极地参与婚姻、宗教活动等与个人幸福相关的活动。第二种解释包含在保守主义的定义之中,即保守主义者指的是对既有秩序感到满意的人。第三种解释与第二种相关联。在针对这两个群体进行的性格测试中,进步主义者被评价为比保守主义者对新经验开放得多,但神经过度敏感。连潜在风险都要提前警惕的进步主义者,难免长期伴随悲伤与忧虑等负面情绪。

笔者有好几年没有关注这类讨论了。因为没有必要。例如,在前总统贝拉克·奥巴马时期,进步主义者看上去丝毫不显阴郁。打出希望与变革口号的奥巴马前总统的竞选现场,因高喊“是的,我们能做到”的年轻民主党支持者而热情高涨。美国正在前进、历史的水流再次朝向正义,这样的信念扎根在他们心中。

然而气氛渐渐改变。智能手机与社交媒体以年轻人为中心,对美国民众的心灵产生了负面影响。随后唐纳德·特朗普当选总统,给左右两派所有国民的情绪都泼上了墨水。由此,年轻的进步主义者受到的打击最大。凯瑟琳·金布伦等人考察了2005年至2018年12年级学生的情绪状态,并据此撰写了报告。根据2021年发表的这份报告,患有抑郁症的进步派女生比例急剧上升,出现同样症状的进步派男生比例也很高。仅就这一结果来看,悲伤与意识形态相关联。

最近右派的心理状态大幅动摇,但左派中的许多人也开始为悲哀所困。这种思维方式具有三个主要特征。

第一是灾难化思维。许多人认为美国的病症是流行病。他们主张,美国梦是假的,气候变化无法阻止,系统性种族主义将永久持续。“宣告灾难”成了炫耀自己已认清美国残酷性的方式。知名媒体人马修·伊格莱西亚斯指出,把坏状况夸大为灾难无助于解决问题。治疗抑郁症患者的医务人员努力打破灾难化思维的循环,目的是剥去夸张的泡沫,找出实际上可以控制的问题的实体。

第二是对受害的极端敏感性。具有这种感受性的人认为自己不断受到具有攻击性、不安全的言论的折磨。知名博主吉尔·菲利波维奇强调,对自己感觉有问题或认为具有暴力性的情况一味谩骂和指责的态度,会对年轻人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迄今为止关于抗逆力与精神福祉的研究结果表明,认为“我人生的设计者就是我自己”的人,比“把受害意识、伤痛和对人生的被动态度当作自身默认设置的人”过着成功得多的生活;

第三是指责文化。情绪不稳定时,人们常常依赖过于尖刻的用语来宣泄情绪。举个例子。达蒙·林克近期在《纽约时报》撰文表示,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虽然糟糕,但并不像前总统特朗普那样可怕。于是网上网民的愤怒爆发。“把德桑蒂斯仅仅评价为糟糕是可耻的”,“应该说他是法西斯主义者、彻底的恶魔。”

这种语言使用方式是自我毁灭的。如果极端谩骂是我们所寻找的工具,那么谁都不知道下一轮谩骂战的受害者会是谁。生活在随时可能被痛斥的恐惧氛围之下,即使情绪健康的人也会以防御性的态度写作或演讲。

笔者同意社会觉醒的时代正在过去这一看法。社会状况正逐渐趋于稳定。现在希望笔者提出的结论能与读者们作出的决定一致。若想要健康的政治,就应相信自己具备创造变化的能力,并且不要自我削弱这种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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