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我从一家机器人开发企业的负责人那里听说,韩国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机器人技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此前我知道机器人在产业现场有多种用途,但据说在送货、餐厅收碗等日常工作中,机器人也正在快速取代人力。
在人工智能领域,技术进步同样令人瞩目。ChatGPT展现出惊人的自然语言处理能力,微软推出了能自动生成办公文件的Copilot。不仅是技术岗位,相当多的办公室职员和专业人士被人工智能取代的日子似乎也不远了。
然而,看看近来政府引发的“每周69小时工作制”争议,其中看不到任何思考与理念。政府称要让工时更有弹性,要赋予人们一周最多工作69小时的自由。的确,总统在候选人时期曾提到“应当让人们即使一周工作120小时也可以”。那么一周69小时算是宽容了吗?或许怎么看都觉得过分,于是又说每周工作60小时以上不妥,又说并非如此,反复摇摆。
政府解释说,有人想每周工作超过52小时,却被法律阻挡而无法工作;若善用每周69小时工作制,可以集中工作、集中休息,与所谓MZ一代的风气相契合。果真如此吗?主要外媒指出,韩国本就面临严重的低生育率和“过劳死(kwarosa)”问题,却推出这样的政策,令人质疑,这与全球缩短工时的趋势背道而驰。
杰里米·里夫金早在90年代中期的著作《劳动的终结》中就曾警告,尖端技术、信息化社会和经营革新将使岗位急剧消失。他所预见的“劳动的终结”似乎正在成为现实。
为了不让社会两极化与矛盾走向极端,现在需要认真讨论:技术进步带来的利益该如何分配,如何看待人的劳动并赋予其价值。因为如果仍像过去那样只把劳动理解为生产要素之一,那么与不知疲倦的机器竞争将毫无意义。而在此期间,政府只谈如何让人们能工作得更多,因此“2023年只有韩国在倒退”的批评令人痛心。
对于因收入低而不得不更多工作的人,政府要做的并不是保障更多工作的自由、营造必须冒着过劳死风险工作的环境。如果存在即便如此工作也得不到应有待遇的结构性问题,就应制定解决之策,并进一步扩充社会安全网。“现在再多‘努力一点’,以后就能过自己的生活”这种话已经不再管用。青年的结婚数量和生育率不是已经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吗。
政府的劳动政策应当包含这样的思考:如何应对消失的岗位,如何分享剩下的岗位、如何创造新的岗位,社会安全网该以何种方式扩充,教育该如何改变,进而为守护人的尊严,我们的生活方式该如何转变。
即兴推出逆潮流而动的政策、连这也左右摇摆的政府,究竟要把“好,快点走”喊到什么时候?注视着这样的政府,国民只感到不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