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1865年,英国制定了所谓的“红旗法”,近来似乎在韩国社会被频繁提及。红旗法起初出于善意,意在保护因蒸汽汽车出现而面临失业危机的马车夫。该法规定一辆汽车必须配备司机、机械员和旗手,并将市内最高时速限制为3.2公里/小时,还附加条件要求旗手手持红旗在汽车前方55米处引导。这实际上强制汽车不得跑得比马车快。红旗法直到1896年废止前一直守住了马车夫的岗位,但讽刺的是,它导致作为工业革命发源地的英国把汽车产业的主导权让给了法国、德国和美国。
150多年后的韩国之所以也不难想象当时的情形,或许是因为这与平台型新兴产业和既有从业者之间的冲突形态十分相似。2018年,红旗法被用来比喻针对互联网专业银行的“银产分离监管”,次年又随着“Tada”之争受到爆炸式关注。律师广告平台Lawtalk、医疗广告平台Gangnam Unni、非接触诊疗平台Doctor Now等,近来专业服务平台业界与专业行业团体之间的冲突也令人联想到红旗。远程医疗30年来因医疗界反对而进展缓慢,借新冠疫情之机,其制度化讨论骤然加速。若世界卫生组织(WHO)在4月底或5月初宣布公共卫生紧急状态结束,传染病危机等级将下调,非接触诊疗的法律依据也将随之消失。政府正在加快修改医疗法,但在非接触诊疗适用对象上分歧很大,迟迟未能提速。经保健福祉委员会执政党与在野党干事紧急协商才艰难提交至国会法案小委员会的4项医疗法修正案也被叫停,下月在国会通过已遥不可及。我们不怀疑医师、药师团体守护国民健康的诚意。但国民记得,医师团体为应对护士法、医师执照吊销法的推进,曾缺席与国民生命直接相关的必需医疗对策讨论。如果不希望反对非接触诊疗被误解为维护既得利益,那么应对方式也必须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