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时会通过媒体了解到海外中小企业的创新案例或隐形冠军的故事。日本的材料、零部件、装备产业,美国的创业企业,德国精锐企业的成功故事,多是在大企业与中小企业有机协作的基础上,成功实现创造性、创新性技术开发的案例。
然而在韩国的法律体系和司法环境下,要打造像海外那样通过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协作取得成功的故事极为困难。因为韩国法院以“非法派遣”这一一律标准,来裁剪大企业与中小企业承包与分包关系中的协作产业生态。
大企业无法为培养中小企业的人力和技术而共享生产工序,对中小企业的生产指导则以“指挥监督”为名成为非法派遣的重要标志。法院对利用提升业务效率和完成度的生产管理系统(MES)进行的协作也打上非法派遣的烙印,使尖端协作也变得不可能。
目前搁置于国会法制司法委员会的“黄色信封法(工会法修正案)”也是如此。修正案第2条第2项将雇主概念扩大为“能够实质、具体地支配、决定的地位”这一抽象表述。如此一来,总承包企业可能须与众多并非劳动合同当事方的分包工会进行谈判。控股公司与子公司、事业公司与子公司等母子公司关系,以及上届政府推进公共部门正规职化过程中设立的公共部门80多家子公司工会,或许都会向母体公共机构要求谈判。
即便撇开集体谈判窗口单一化制度的混乱或集体谈判议题的混淆等实务问题,民间产业现场和公共部门的国民服务现场也可能全年因谈判与罢工而饱受困扰。继近期法院判决之后,若工会法修正案也获通过,可能进一步加速向大企业集中的现象,并导致承包与分包企业间协作生态的崩塌。
韩国的主要竞争国通过多种形式的派遣与承揽提升产业竞争力、培育新产业。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对派遣许可行业没有限制,包括制造业在内。德国除建筑业外也不限制派遣,而韩国仅在32个行业范围内允许派遣。承揽虽是全球广泛允许的生产方式,但在韩国却因立法与判决被逼入实际上无法运用的境地。
为提升国家竞争力、为未来一代创造就业,必须培育多样且专业的中小企业,但法律与制度却对此视而不见。要把承担韩国81%就业的中小企业培育为具有专业性的精锐企业,就不应以不合时代的标准规制承包与分包关系,而应提高自主性,支持企业以自由多样的方式构建共存生态、增强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