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每年3月举行的中国最大政治活动。会上决定党和政府机构改革、国务院(行政部门)人事、本年度经济运行方向等。今年尤其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执政第3期开启的首年,因而引起国内外高度关注。最大的特点是习主席掌握国政全权的一人体制进一步强化。习主席去年将最高领导层即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安排为亲信之后,此次又任命政治局常委李强为国务院总理,从而完全掌控了党和行政部门。
从共产党机构改革看,为应对美中技术霸权竞争而设立中央科技委员会、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这一战略目标的做法引人注目。这是强化共产党对科技领域的“集中统一领导”,显示出要在高端产业领域对抗美国对华封锁战略的意志。恢复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设立内务工作委员会,则是党要在金融与国内治安领域进一步收紧直接控制的信号。由此,在财经、经济体制之后,延伸至金融、科技的所有经济领域都将建立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体制。
在国务院全面安排“习家军”(习主席亲信群体),也为强力推进习主席的经济思想和发展战略奠定了基础。李强总理曾在习主席担任浙江省省长和省委书记时任秘书长。常务副总理由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出任,负责经济与金融的副总理即“经济沙皇”(economic czar)一职由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何立峰担任。新的经济指挥层由受习主席信任、具有亲市场、亲企业、亲改革倾向的人物组成,改革开放的期待正在升温。不过,由于全部出自“习家军”,经济运行中习主席与党的影响力增强、行政部门作用减弱,即“党强政弱”的可能性提高。
国务院机构改革的重点在于强化解决金融安全、技术安全、老龄化与粮食安全等习主席第3期体制稳定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的能力,以及打破中央政府的“铁饭碗”。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设立的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统管除金融控股公司、证券以外所有金融领域的管理监督以及消费者和投资者保护工作。这被评价为构建了宏观金融风险管理(宏观审慎)与金融机构管理(微观审慎)的二元体制。将股票和债券发行审核权限集中给升格为国务院直属机构的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可解读为培育直接金融市场的意志。加强中央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等地方金融市场的控制、将商业性国家金融机构从政府分离并移交国有金融资本受托管理机构,则预示着对金融治理结构的改革。
在技术安全领域,为应对数字时代新设国家数据局,并把负责建设知识产权强国的国家知识产权局设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在粮食安全领域,以农业农村部为中心推进农业强国建设。值得注意的是,将原由国务院办公室管理的国家信访局提升为国务院直属机构。今后对理念与思想的控制、对舆论的规制预计将进一步加强。
经济运行方面,基于中国经济已摆脱需求、供给、市场心理三大不稳定并进入复苏阶段的判断,重点放在稳定增长和防范风险上。中国提出今年经济增长目标为5%,是1994年公布目标值以来的最低水平。这是基于在出口放缓、依靠投资增长的风险(负债及金融风险)加大的情况下,仅靠消费无法维持高增长率的判断。不过,这似乎是在为实现到203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收入水平的中长期发展目标所需的最低增长率(年均4.7%以上)之间找到的折中点。
随着经济结构转向回避就业型,青年就业岗位创造在中国也成为核心课题。中国将今年城镇新增就业目标定为历史最高的1200万人。今年有1158万名大学毕业生进入劳动市场,同时似乎也考虑到未来5年一律削减中央政府公务员5%所带来的再就业问题。
在财政金融政策上,财政赤字率设定为3%,比去年(2.8%)小幅上调。这可解读为为救活因防疫过度应对而低迷的经济。地方基础设施建设所需的专项债券发行额为3.8万亿元,比去年(3.65万亿元)小幅增加。但与去年实际发行额(4.05万亿元)相比反而是缩减规模。货币政策决定稳健运行。重点在于调节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总额增速与名义经济增长率相匹配,稳定管理宏观杠杆率以防范系统性风险。
强化涵盖产业、科技、对外通商政策的综合对策,是为了应对美中矛盾。习主席在此次两会上罕见地表示:“西方国家对我们实施全方位的封锁、围堵、打压,给我国经济带来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基于这种认识,中方提出了兼顾安全与发展的产业政策、聚焦自立自强的科技政策以及以扩大外商投资为重点的通商政策。
随着长期受压抑的消费释放,中国预计将超额完成今年的增长率和就业目标。中国游客的海外旅游热潮也值得期待。韩中扩大经济合作的空间增多。但在世界经济和贸易尚无复苏迹象的情况下,以出口用中间产品为主的韩中贸易能否扩大尚属未知。
中国也可能为牵制强化与美国同盟关系的韩国,采取有意减少自韩国进口等措施。习主席第3期把国际关系与安全置于比经济更优先的位置。因此,中国的对外通商政策有可能成为韩中经济关系的负面因素。在全国人大外交相关记者会上,中国外长秦刚没有给韩国记者提问机会,也未提及韩国和朝鲜半岛。
过去30年的韩中经济关系已难以再期待。进入习主席时代后,中国经济不知不觉走向中低速增长时代。韩国的去中国化趋势也开始成形。搭乘高速增长的中国获取经济利益的时代已经消失。以互补关系为基础的韩中经济合作也难以寻见。美国的去中国化压力加大,中国强硬的通商压力也在增强。在美中矛盾格局中,韩中经济关系陷入“胡桃钳”境地。对中国的过度依赖显然是我们的重大风险因素。尽管如此,稳定韩中经济关系的努力仍须持续。必须找到既能获取经济利益又能保障经济安全、兼得两者的最佳方案。
梁平燮特邀研究委员
是中国经济与韩中经济合作领域的专家。曾在国际民间经济协议会(IPECK)、大宇经济研究所、韩国贸易协会贸易研究院工作。曾任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KIEP)世界地区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经济室长、北京办事处所长、现代中国学会会长。现为KIEP特邀研究委员及韩国外国语大学特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