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我们社会的问题作出价值判断、确定大方向、确立路线的过程中,因意见不同而相互对立、冲突、争论的情况屡见不鲜。但总有一天,无论以何种方式、由何人来做,都会到了必须作出选择的时刻。有时会陷入不得不在次优或次次优这一相对合理的范围内进行讨论、对话与妥协的境地。一拖再拖、迟迟无法得出结论,好处由当代人享受、负担却转嫁给未来世代的养老金问题和乏燃料问题,就是这种“决策延宕”的典型案例。
政府于2月10日首次举行面向全民的说明会,公开乏燃料贮存设施饱和时点的重新测算结果。会上发布了以第十次电力供需基本计划为基础、反映核电站建设、继续运行、核电利用率等变化后重新测算的乏燃料产生量和饱和前景。据称饱和时点比原先预计提前1~2年左右,贮存设施将依次饱和:2030年灵光核电站、2031年蔚珍核电站、2032年古里核电站。
韩国水力原子力公司对此作出回应,上月公布了在古里核电站厂址内建设干式贮存设施的计划。考虑到竣工需要7年左右,其目标是2030年投入运营干式贮存设施。如此看来,要稳定运营核电站,就需要在厂址内临时确保干式贮存设施,但核电站所在地区的居民表示担忧,担心这类贮存设施会变成永久处置场。正是为了应对此类问题、消除这些担忧,制定高放废物管理特别法也十分紧要。
回顾起来,自1978年古里核电站1号机组投运、核电开始运行以来,我们曾先后九次尝试通过社会讨论来确定放射性废物处置场的厂址。然而结果是高放废物处置场一再被推迟,留下的只有巨大社会冲突带来的伤痕与不信任。高放废物处置设施从厂址选定到处置场建成需耗时37年,是一项长期工程。特别法制定越迟延,乏燃料外运就越晚,各种社会成本和地区负担也将更加沉重。如今正是为了厂址选定程序的有序推进,尽快制定能够透明推进高放废物管理事业的特别法之时。现在正是全体国民、政府和相关政策生态共同尽快作出决断并付诸实践的时候。
国会应对此作出回应,以合理协商为基础加快推进目前搁置在常任委员会的3项法案的讨论,尽快着手制定特别法。计较政治权谋得失、陷入阵营逻辑或左顾右盼,都不能再被容许。亟须一种“大政治”:考虑形势变化和紧迫性,各方带着具体而周密的妥协方案,寻求现实可行的路径,着手解决问题并加以落实。
市民社会与舆论也应密切关注政府和国会的动向,以更负责任的姿态提出问题、寻找替代方案。在推动高放废物管理特别法立法的同时,不应懈于查找社会整体中成为冲突诱因的模糊法制与需改进的制度。唯有如此,与高放废物类似的问题才不会重复出现。政府在解决此类问题时,也应以过去的失败经验为镜。希望今后更加重视与国民同行的一系列开放过程、各种审议程序的重要性和实效,以更成熟、更开放的姿态推进政民合作与沟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