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文在寅政府时期2018年的事。当年5月,Statistics Korea发布数据称低收入阶层收入骤减、第一季度收入差距扩大至最严重水平,当时青瓦台对此大为不满,质疑样本设计的适当性。前总统文在寅甚至依据当时将Statistics Korea资料标准由按家庭改为按个人的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姜信旭的报告,提出“最低工资上调的积极效果达90%”的主张。三个月后,统计厅厅长由黄水景换为姜信旭,随后便是Statistics Korea统计样本数与调查方法的变更,以及有所改善的收入分配指标的发布。这是“脏手”干预国家统计的恶性案例。
为不再发生此类事情而被重新选择的尹锡悦政府,应当与那时不同。但前不久看到Statistics Korea将韩国经济的低点暂定为新冠疫情大流行的2020年5月,便令人生出不祥的预感。这相当于诊断当前经济处于扩张阶段,而这可能被误解为是为过度包装尹锡悦政府经济成绩而做的统计修饰。本来韩国企划财政部毫无依据地抛出下半年经济乐观论就已招致非议,如果连Statistics Korea也表现出与前政府无异的做法,对政权的信任可能崩塌。
更令人担忧的是,政府赤裸裸的市场干预已经过度。甚至尹总统似乎给人一种身处先锋的印象。今年1月末尹总统称“银行是比国防更重要的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系统”,随后韩国金融监督院院长李复铉高声称“银行的经营方式是掠夺性的”。上月15日,尹总统表示“公共费用上半年将尽最大限度按冻结基调运行”,一周后,副总理兼韩国企划财政部部长秋庆镐提出电力、燃气等能源费用将优先考虑国民负担的立场。
施加政治压力控制市场,或许能获得一时之效,但这类外部压力不可能无限期持续。最终被压抑的价格日后会涨得更多,其痛苦极有可能完全转嫁给平民。2008年李明博政府选定52种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品目、对市场施加强力压迫,却造成这些品目物价涨得更多的荒唐结果,这一过错应当成为反面教材。
国民力量党院内代表朱豪英上月在国会谈判团体代表演说中坦言:“曾有某位大企业会长说韩国政治是四流,引起巨大波澜,但如今仍难以否认其为四流。”1995年已故前三星集团会长李健熙指出“我国政治是四流,官僚组织是三流,企业是二流”,这一论断依然有效。既然如此,现政府也不应以四流政治和三流官僚去控制和干涉二流的企业。
文在寅政府因与市场对抗而自我毁灭。它以收入创造收入的收入主导增长政策为先导,过度上调最低工资,将个体经营者推入痛苦之中。以公共部门为中心的就业政策使劳动市场陷入混乱。无视供需原理、以管制为中心的房地产政策引发房价暴涨,让无房平民倍感绝望。将法人税税率上调至25%、优待工会的政策也是逆市场需求而行。
文前总统是市场的敌人吗?虽不能如此断言,但因滥用敌视市场的政策、使国民生活变得艰难而丢掉政权,这一点看来是明确的。
9日迎来当选一周年的尹总统仍有机会,人们的期待也很大。但把检察官出身者安排到韩国国民年金基金运用委员会专门委员位置上,并指示“提高国民年金收益率的特别对策”的尹总统的做法,总让人觉得别扭且难以信赖。相信在总统室与政府的核心职位上重用检察官出身者就能让四流政治骤然升为一流的国民,恐怕不会太多。狭隘的人事安排与草率的价格干预,最好就此收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