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笔者有机会与阿根廷科学技术创新部长达尼埃尔·费尔南多·菲尔穆斯就两国科技合作进行对话。他说,自己年轻时看到的韩国与此次访问所见的韩国,发展之巨令他难以相信是同一个国家,他认为这种变化的中心是韩国卓越的科学技术。阿根廷以韩国的科技发展为样板,近来制定了富有挑战性的科技培育计划。并且为确保计划的执行力,还立法将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投入科技研发(R&D),据说由此确保了此前4倍的预算。在韩国科技一线工作了30多年的笔者,对曾经是发达国家的阿根廷把韩国作为榜样、梦想国家重建感到自豪。但另一方面,对话期间脑中始终萦绕着一个念头:若在守护今日韩国并使其进一步发展的新挑战与创新上懈怠,任何时候都可能再次陷入困境。
韩国于1962年伴随“第一个经济开发五年计划”开始工业化,创造了汉江奇迹,半个世纪内实现了工业化与民主化。作为引领全球科技创新的十大国家(G10),以及以K文化为基础的软实力世界第二的文化强国,韩国近来获得了全世界的赞誉。今日如此强大的韩国得以成就,实在得益于诸多领域的大量努力与献身。特别是以韩国科学技术研究院(KIST)等政府出资研究所为中心,国家公共部门为掌握先进科学与产业技术所作的努力,对国家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是事实。
但最近国家公共部门研究一线的研究人员表情并不明朗。笔者每次与政府出资研究所的新晋研究人员交谈,最为惋惜的就是他们所处的恶劣工作环境。他们在国内外知名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突破激烈竞争进入政府出资研究所,作为国家研究人员怀着使命感勤奋工作。但要让他们仅凭使命感去承受与民间大企业日益扩大的薪资差距,实在过于勉强。
直到20世纪90年代,政府出资研究所虽然薪资比大企业略低,但与大学教授一样保障65岁退休。研究人员偏好政府出资研究所这种稳定的工作条件。然而在经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事态的1999年,政府出资研究所的退休年龄缩短至61岁,2015年又以“创造青年就业”为名,对退休前两年引入了薪酬顶点制,政府出资研究所研究人员的士气严重下降。此后许多研究人员转往大学和产业界,最近5年这一数字已达1000余人。
国家公共部门的研发,将国家维持与发展所需的高端科技、人力、知识积累为国家资产,并供应给国家政策制定及产业部门加以利用,从而成为确保国家产业竞争力的基础。此外,针对环境、保健、粮食、安保、能源等各类公共问题的研发,可前瞻性地解决各种社会问题,为国家发展作贡献。公共部门的研发一旦崩塌,国家的经济与技术实力、人才供需、社会问题解决能力等方面必然产生诸多问题。
在研究一线创造研究成果的主体是研究人员。去年年末,尹锡悦总统彻底解决了长期以来在政府出资研究所人才管理方面构成重大障碍的盲评招聘问题。盲评制度为公正招聘而引入,但难以确认应聘者的研究成果,在选拔优秀研究人力上存在困难。如今应更进一步,修改法律与制度,使国家公共部门的研究人员能够获得应有的待遇。因为对研究人员的直接投资是最有效的研发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