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2-16 | 안경진 기자

[专科医师专栏]阻碍儿童青少年治疗的“年龄禁忌”药品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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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食品医药品安全处为使医疗现场安全使用药品而整理许可事项,提供“药品适当使用”(DUR)信息。对于在特定年龄段未确保安全性、或有引发严重副作用之忧的成分,会指定为禁忌药物以限制使用。问题在于,这类监管甚至限制了确实需要用药的儿童患者的治疗。

在儿童青少年科,“许可外处方”(超说明书用药)不可避免。根据2019年美国儿科学会的发表,每次门诊就诊中发生1件以上许可外处方的比例为18.5%。新生儿或重症疾病、慢性疾病患者的情况更为常见。若把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许可事项并不完全吻合、而针对类似疾病及症状开具的“许可外处方可能性较高的情形”也计算在内,比例高达90.6%。其中74.6%属于适应症外疾病,17.6%属于年龄禁忌(含重复)。

造成这种现实的根本原因是以儿童青少年为对象的药物临床试验难以开展。既需要父母等监护人的同意,对制药公司而言风险负担高、金钱收益少,临床试验难以推进。美国为促进面向儿童患者的新药开发,制定了《儿童最佳药品法》(BPCA·The Best Pharmaceuticals for Children Act)和《儿科研究公平法》(PREA·Pediatric Research Equity Act)等。当然,情况依然并不轻松。美国儿科学会曾于2014年就许可外处方发布政策声明,从中也可窥见这种问题意识。

许可外处方并非不当、非法或试验性使用,而是指在分析现有可用资料、判断其有益性与安全性充分时,出于治疗目的加以使用。其前提是通过与患者(监护人)商议取得事前同意,并且仅限于相对禁忌而非绝对禁忌,针对说明书上没有的适应症和年龄,结合临床情况使用。

然而韩国国内的现实更加僵化。就儿童青少年而言,许可外处方本身在法律上即不可行,而“在小儿中未证实安全性与有效性”这一表述,更像是被视为以绝对年龄禁忌阻止使用的强制条款,这正是韩国的现状。作为例外存在健康保险审查评价院的事前批准制度,但即便事先获得许可外处方的批准,每当药物使用剂量、用法出现细微差异时,都必须逐一重新获批。由于大多被判定为非保险,患癌症或罕见疾病的患儿及其父母因经济问题被剥夺了实际的治疗机会。

早已成为肾细胞癌及恶性黑色素瘤成人患者标准治疗的靶向抗癌药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在儿童青少年中同样从根本上不被认可。不仅是新药,数十年来积累了处方经验、安全性获得认可的药剂,使用也属违法。麻醉性镇痛药同样不是年龄禁忌的例外。即便是承受剧烈疼痛的儿童青少年癌症患者,可开具的药剂也只有吗啡注射剂,持续型口服麻醉镇痛药或贴剂无法开具。其结果是,在全球已用于儿童青少年超过50年的抗癌药放线菌素D,因药价低廉而经历了国内生产中断数年的风波。而且它仅在1岁以上被允许使用,因此不足1岁的癌症患者无法使用。在美国获准、但在韩国被禁止处方的药物也很多。1997年获得FDA许可、作为淋巴瘤基本治疗药使用的利妥昔单抗即为代表。美国儿童青少年癌症临床试验机构COG(Children’s Oncology Group)通过长达十余年的临床试验,证明了恶性淋巴瘤儿童青少年患者生存率的提高。儿童青少年恶性淋巴瘤原有治疗成绩优异,因此期待生存率进一步提高本身就很困难,而利妥昔单抗证实了近乎不可能的生存率改善效果。但健康保险审查评价院却以不具备相当于成人3期临床的充分临床依据为由不予认可。在抗癌治疗时划时代地改善呕吐、2003年获得FDA许可的“意美”也是小儿禁用药物。在美国于2015年取得小儿适应症,但在韩国对18岁以下给药的途径依然被堵塞。儿童青少年超过15岁时体重已接近成人,使用仍属违法。

更令人担忧的是,有人将儿童青少年科不得不开具年龄禁忌药物的处境一概批评为滥开药物。这种不承认儿童青少年科医疗判断专业性的做法,与近来成为社会话题的儿童青少年科住院医师报考枯竭状态也并非无关。儿童青少年科专科医师的本质,在于评估药物对儿童青少年患者的风险与收益,从而安全有效地使用。既然他们正是为此类判断而接受训练,就应至少认可儿童青少年科专科医师可将相对年龄、适应症禁忌药物用于治疗。唯有保障儿童青少年科专科医师的诊疗专业性,患病的儿童才能获得适当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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