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三星集团前会长李健熙1995年在北京会见驻外记者时批评政界称:“我国政治是四流,官僚组织是三流,企业是二流。”这番北京“炸弹发言”在韩国国内引发了相当大的震荡。在某一领域地位或类别最低者通常被称为“三流”。但李前会长把韩国政治贬低到更低一级的四流。
在李前会长发言之后,三星集团等主要企业成长为全球一流企业。三星集团在半导体、智能手机和家电领域不断创新并壮大。Samsung Electronics的品牌价值达877亿美元(以去年为准),位居全球第五。这是因为伴随“自己只是二流”的冷峻评价,还有痛切的反省。三星集团的反省与创新,起点是比“炸弹发言”早两年的“法兰克福宣言”。1993年6月7日,李前会长在法兰克福召集各国法人负责人后要求:“要变就要彻底变。极端地说,除了老婆和孩子,其他都换掉。”
然而执政党和在野党政治人士把“四流韩国政治”的说法视为无礼之言。因此非但没有反省,连为发展所做的小小尝试也没有。国民力量党院内代表朱豪英14日在国会协商团体代表演讲中重新提起28年前的“四流政治”。朱院内代表承认:“很难否认我们的政治仍是四流。”他指出四流政治的原因在于政治人士违反法律以及双重标准等行为。过去四流政治的成因,源于执政党与在野党议员肢体冲突等争斗不休,被批为“动物国会”。近来则反复出现巨大在野党立法蛮干、或因执政与在野对峙致民生与经济法案被搁置的情况。这是政治的缺席。正因如此,一些人甚至讥讽“韩国政治已跌至五流”。即便我们的政治得不到“一流”的评价,至少也该让人说一句比过去有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