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在尚未完全听取日本强制征用受害者意见之前,只要日本有相应的回应措施,政府就会公布解决方案。”
近日与记者会面的一位政府当局人士如此表示。其意思是,政府大致了解我方受害者的要求,剩下的只是与日本的协调。此前,受害者及遗属的要求一直通过法律代理人及支援团体组成的“受害者方”传达给政府。
但最近外交界对“受害者方”传达的受害者意见提出诸多疑问。焦点在于,受害者方去年夏天在外交部主导召开的民官协议会上表明的立场,是否与实际受害者的要求100%一致。当时受害者方将“日方道歉与被告企业参与赔偿”作为政府解决方案的底线。
将直接适用政府解决方案的受害者是韩国大法院三起终审判决中的14名原告(按受害者计为15人)。其中3人尚在世,其余12人已去世。在世的3名受害者可直接表达本人意愿,而其余12人的意愿需通过遗属确认。
问题在于,每名受害者的遗属往往有多人,且大多年事已高,还有人居住在海外,因此不少受害者尚未确定由哪位遗属继承原告权利并代表发表意见。受害者方虽也需逐一确认各遗属的意愿,但确认对象本身并不明确。如此一来,受害者方所传达的政府解决方案底线究竟代表了谁的立场,令人生疑。
有人质疑,认为受害者与受害者方立场可能不同的用意何在。然而,2020年5月慰安妇受害者李容洙老人的记者会让我们亲身体会到,受害者与支援团体之间的意见可以有多大差异。2015年韩日慰安妇协议时,支援团体也曾主张“哪怕只有一名受害者反对,也不应与日本达成协议”,但截至2017年,47名生存者中有34人领取了协议款。
受害者各自的期望也可能各不相同。更何况认为利害关系不同的当事人、支援团体与代理人之间意见会100%一致,很可能反倒是天真的看法。这正是政府在解决方案接近出炉的当下才开始尝试接触遗属,虽已为时过晚却仍属必要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