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物价开始蠢动的2021年下半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主席杰罗姆·鲍威尔出席国会时表示“通胀将是暂时的(transitory)”。此后这一判断被证明是错误的,“transitory”一词成了美联储误判的象征。不只是鲍威尔。当时行政部门的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学界的纽约市立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等各领域代表性经济学家组成了所谓的“暂时派团队(team transitory)”。
此后他们如何应对?三人都公开承认误判。耶伦去年6月道歉称“我曾认为物价上涨是暂时的,这一判断是错误的”。克鲁格曼教授撰写专栏承认自己判断有误,题目是《我对通胀判断错了》。鲍威尔虽未致歉,但也承认误判,称“低估了通胀”。
这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场景。此前推行被证明有误政策的机构负责人和为其辩护的学者,是否曾承认“我错了”?无论执政党还是在野党,对经济失败带来的痛苦或许道过歉,但承认政策判断本身有误的场面,却想不起来。
不承认政策误判的行为背后似有两个心理前提。一是认为承认就意味着自己或自己阵营输了。二是潜意识里认为避免自身失败比获得纠正国家经济的机会更重要。相反,可以推测美国是相反的文化,即误判或失误谁都可能发生,更重要的是现在就纠正政策方向。由此便开始了挽回误判的机会。
因此,“我错了”的效果在承认之后才真正显现。看看当下的美国经济。去年夏天曾遭受1981年以来最高的通胀,但仅过了六个多月,如今已呈现出度过一关、可以讨论“软着陆还是硬着陆”的局面。鲍威尔在道歉后加快了加息节奏,行政部门也宣布将通胀列为国内政策的首要任务。克鲁格曼教授则持续撰文分析通胀。
当然,美国经济的危机并未结束,不确定性反而更大。该停止紧缩还是继续推进,意见纷纷。这也是再次出现误判可能性升高的时期。
此时美国经济学家们的反应如何?他们给出了“难以预测”的坦率回答。在学术自尊上不输任何人的前财政部长拉里·萨默斯表示“就我记忆所及,当下是最难解读的经济”,彭博经济研究在报告中写道“这是既难站在美联储一边、也难站在市场一边的混乱局面”。这与其说是不负责任,不如说更接近于如实承认现状并寻找方向,是“我错了”的另一种形式。那么从现在起,为确定方向而展开的争论将更加激烈。
争论已经开始。期待软着陆的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最近在白宫网站上发布了工资涨势放缓的研究结果,反驳美联储的逻辑。上世纪90年代曾任美联储副主席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艾伦·布林德则通过专栏建言“现在是美联储该停下来的时候”。值得注意的是,争论以公开形式进行。前任官员与权力机构不借助熟人或水下渠道而公开表达意见,正是因为存在能够说出“我错了”的文化。
这种文化将在比硬着陆、软着陆更根本的层面上塑造未来。不断经历承认与调整过程的社会,就等同于能够发展的社会。韩国若判断有误,也应能说出“我错了”。随之而来的将是更活跃的政策思考,而受益者是我们Modud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