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撑右翼极端主义的地方选民的愤怒,已成为美国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话题。难道没有办法平息地方选民的愤怒吗。
答案取决于以下两点。第一,地方能否改善生活水平并使地区共同体复兴;第二,当地居民是否会公正评价政治家取得的成果。
《华盛顿邮报》的托马斯·B·埃德索尔集中分析了有关地方选民向共和党倾斜现象的研究结果。笔者尤其对他所概述的凯瑟琳·J·克莱默的研究结果深感震撼。克莱默把地方居民的愤怒解释为源于决策者对地区的歧视。她指出,原因在于一种认知:与城市人相比,自己未能分配到应得的资源份额,且被忽视。
然而这种认知是错误的。新政之后,美国的农村一直受到决策者的特别待遇。在唐纳德·特朗普时期膨胀到占全部农户收入40%的政府补贴并非全部。农村地区从向住房、公共事业和整体商业提供政府支持的特别项目中大为受益。
在资源方面,主要联邦项目的领取者也以地方居多。因为领取社会保障金和联邦医疗保险的当地老年人口比重之高,是城市地区无法相比的。共和党常把向低收入者提供的医疗保险“医疗补助”和食品费支援项目“食品券”贬称为“福利”,但越是地方居民,领取食品券的人越多。
地方不仅收入水平低于城市,居民人均缴纳的联邦税也少得多,因此巨额资金以联邦补贴的形式从主要大城市流入农村地区。受雇于地方政府以及所谓医疗护理和公共社会服务领域的人力,多于从事农业的人力。你认为支付给他们的工资从何而来。
农村受到蔑视这种认知又如何。事实上,很多人对拥有与自己不同生活方式的对象持负面看法。但美国政治舞台上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则。地方的政治家侮辱、嘲弄大城市和城市人以拉票是可以的,但城市的政治家反过来这么做则不被容许。例如参选参议员的J·D·万斯曾发推称“听说纽约是一个令人恶心且暴力的城市”。能想象查克·舒默哪怕以玩笑的方式对俄亥俄说类似的话吗。
对地方居民不满看似合理的表面化解释,越细看越是漏洞百出,但这并不意味着地方的状况一切都好。变化中的经济更青睐受过大学教育的高学历劳动力充裕的大城市,而非小城市。相反,农村的就业年龄人口减少,老年层比重呈扩大趋势。处于劳动壮年年龄段的地方男性,比大城市男性没有工作的情形更多。总之,地方面临的现实并不轻松。
矛盾的是,大多数地方选民所支持的政策议程中,包含削减他们高度依赖的社会安全网项目。这等于自己砍自己的脚。民主党不应害怕,而应指出这一点。
然而民主党是否有能平息地方不满的实质性且积极的议程呢。《华盛顿邮报》的格雷格·萨金特分析认为,应对气候变化虽是乔·拜登总统批准的基础设施支出法案的首要目的,但该法案也将大大有助于在农村地区和小城市大量创造蓝领岗位。也就是说,该法案采取了聚焦于缩小地区差距的“基于地点的产业政策”形式。
城乡差距的弥合真的可能吗。使美国农村空心化的经济因素根深蒂固,难以拔除。但显然值得一试。
即便这些政策改善了地方的状况,民主党能获得应有的功劳认可吗。即使不能,为阻止地方衰退而努力本身就是好事。也许这只是个人愿望,但缓解美国内陆地区的经济困难,将有助于扭转当地选民的政治激进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