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2-10 | 조지원 기자

真心要降低对华依赖的李昌镕…十年来一直呼吁“脱中国” [赵志元的BOK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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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个角度想,外汇危机之后进行了大量结构调整,大企业也本可能陷入困境,但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并高速增长的过程中,中国特需为我国争取到了十年的结构调整时间。中国增长放缓,周边国家必然会遭遇困难。”

这番话看起来像是韩国银行行长李昌镛不久前所说,实则是他2016年8月12日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亚太局长时在韩国高等教育财团演讲中所言。而在不久前的2月1日,韩国银行与大韩商工会议所共同举办的研讨会上,李行长与国际清算银行(BIS)调查局长申铉松对谈时表示:

“过去我们以中国的低工资为基础出口中间产品、再出口最终产品,如今中国工资上涨,中国企业也具备了竞争力。我认为,已到了摆脱过去20年享受中国特惠、即便有困难也要改变对中国依赖度的时候。”

可见李行长十多年前起就一直主张须降低对中国的依赖度。事实上,仅今年他就已两度提及应降低对中国依赖度。今年的新年致辞中,他也表示我国经济虽将艰难,但可能成为解决此前被推迟的结构性问题的机会,并提及中国依赖度。李行长称:“在应对全球供应链重组的过程中,应通过市场多元化等方式降低对中国经济的过度依赖。”

曾任亚洲开发银行(ADB)经济学家、IMF亚太局长等职、比谁都更细致观察中国经济的李行长,为何一有机会就强调要降低对中国的依赖度?在前述演讲中,李行长指出,中国经济难以再实现过去那样的高速增长,在增长率逐步下行趋稳的过程中,像我国这样对华依赖度高的国家必然受到较大影响。

当时李行长表示:“我国就在中国旁边,中国快速高速增长时我们受到非常积极的影响,但一旦放缓,我们受到的影响必然大于其他国家。”综合李行长过去的访谈及韩国银行内部员工的说法,李行长认为中国特需使我国得以依靠制造业为生,但同时也成为结构改革推迟的原因。

事实上,中国风险正在我国经济各处显现。去年我国经常项目收支为298.3亿美元,骤降至2021年(852.3亿美元)的三分之一水平。美国(14.5%)、欧盟(7.1%)、东南亚(4.8%)、日本(1.9%)等大部分地区出口增长,唯有中国下降4.4%。对中国出口连续8个月下降,对华贸易收支也连续4个月逆差。特别是今年1月对华贸易逆差扩大至39.7亿美元。在对中国出口不稳的背景下,今年经常项目收支的不确定性持续,甚至难以预判各月是顺差还是逆差。

韩国银行对高中国依赖度风险的分析更为细致。据韩国银行调查局7日发布的《未来全球供应链风险及启示》,报告再次强调应为未来的分割化风险做准备,减少供应链向部分国家和品类集中。即通过地域和品类的多元化强化供应链韧性至关重要。与李行长平时强调的一致,报告强调应将其作为在产业层面推进因中国特需而被延迟的结构调整的机会。

那么降低中国依赖度的方法是什么?回顾李行长过去的发言可知,他一直强调要超越依靠制造业出口为生,转向服务业的高附加值化。李行长此前任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也持续指出,韩国若要应对全球贸易格局变化,须提高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IMF在2021年3月发布的《韩国的增长前景、人口与克服新冠疫情》报告中曾指出,2010年代韩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仅为美国的49%,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等部分行业仅为30%左右。

李行长去年向国会提交的人事听证会材料中也表示:“我国制造业已发展到较高水平,因此认为可通过监管改革在与制造业相关联的服务业等领域创造新的增长机会”,“同时还应并行推进提高生产率、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劳动市场灵活性等努力”。

在地域方面,韩国银行正将印度等视为中国的替代生产基地展开分析与研究。韩国银行调查局3日发布的《印度经济现状与增长潜力及风险评估》材料指出:“印度正崛起为经济规模第六大国家,近期作为替代中国的生产基地,其受益可能性受到关注。”报告在评价印度中长期增长潜力较高的同时,也将环境污染、不够友好的企业环境等列为风险,显示出正着手制定具体替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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