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之所以就老年年龄的法定标准产生争议,是因为存在一种危机感:若维持现行标准,财政支出每年剧增,国家财政的可持续性可能动摇。政府一位高层人士8日坦言:“大家都知道,在高压锅爆炸之前必须先放气”,“只是谁都难以下手。”意即在几乎每年都要举行选举的韩国政治格局下,若贸然触碰老年福利这样的“火药库”,后续冲击难以承受。
但在政府和政界实际上放任不管的同时,与老年福利相关的财源每年如雪球般膨胀。眼下,基础养老金(面向65岁以上、收入处于后70%的群体)的设计就是受益对象和金额每年上升。既因为65岁以上高龄人口增加,也因为支付额本身与物价挂钩。据此,今年基础养老金(单人家庭)由去年的30万7500韩元上调5.1%至32万3180韩元,受益对象也在同期从612万人增至656万人,一年间增加44万人。
相关预算也必然爆发式增长。今年编定的基础养老金预算为22万5000亿韩元,若养老金支付额上调至40万韩元,估计2030年将需52万亿韩元,2040年将需102万亿韩元。这相当于今年韩国总支出预算(639万亿韩元)的15%,是一笔巨额资金。忠南大学教授廉明培指出:“若像基础养老金这样的强制性支出不断增加,可用于国家发展的可裁量支出就会减少,自然会产生整个国家活力下降的副作用”,“尹锡悦政府提出的财政健全性确立也难免受到影响。”
不仅如此。与基础养老金一样以65岁以上为受益对象的老年长期疗养保险也是隐形炸弹。长期疗养保险是国民患老年性疾病、日常生活出现困难时由政府提供支援的制度。该保险的财源是健康保险参保人每月缴纳的健保费和长期疗养保险费,每年约有100万人受益。国会预算政策处预计,随着65岁以上人口剧增,长期疗养积累金将在2026年枯竭,到2030年将出现3万8000亿韩元赤字。这类赤字最终只能由政府财政填补。
近期引发争议的首尔市地铁免费乘车也是与老年标准年龄直接相关的问题。首尔市曾表示,65岁以上免费乘车造成的年均损失额为3236亿韩元,相当于平均赤字(7449亿韩元)的一半。
韩国开发研究院(KDI)教授朴进表示:“65岁免费乘车是1982年设立、已超过40年的制度,当时约4%的高龄人口即将超过20%”,“五分之一的人口免费使用公共交通在现实中难以认可,因此有必要将标准年龄上调至70岁左右。”
对于上调老年年龄会使养老金领取时间推后、老年贫困率可能进一步恶化的预期,也有意见认为应通过“选择与集中”寻找解决方案。以2020年为准,韩国老年贫困率高达38.9%,远高于2019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平均水平13.5%。但有解释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以“薄而广”的普惠福利制度集中撒现金所致。若对弱势群体提供更厚实的支援,便可找到解决问题的线索。在国会养老金改革特别委员会民间咨询委员会任职的保健社会研究院研究委员尹锡明曾分析称:“基础养老金领取者中约三分之一属于高于OECD贫困线的非贫困层。”意即应将发给这些人的补助重新设计为支援低收入弱势群体的政策方向,一味向65岁以上高龄群体发放补助并不能解决贫困。
也有观点认为,上调老年标准年龄最终可增加经济活动人口,提高韩国经济的生产率。实际上,与韩国类似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德国计划在2029年将公共养老金开始领取年龄和退休年龄从65岁上调至67岁。日本也在建议企业延长退休年龄,并将继续雇用制度的标准年龄从现行65岁上调至70岁。成均馆大学教授具正宇表示:“老年年龄标准和延长退休年龄等问题,也应列入尹锡悦政府处理的社会改革议程,进行认真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