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对话与妥协听起来悦耳、也包含善意,但细究内容并非简单概念。所谓“社会性”,主体究竟是谁?为何不由政府或市场决定,而要与利益团体代表对话、妥协?这些疑问由此产生。政府依法执行(法治)、市场依价格决定即可,而社会对话的目标只是利益相关方达成合意。合意既无保障,也没有依据证明这就是最优解。尽管如此,社会对话之所以在韩国扎根乃至制度化,是因为它在多个领域展现出了各自的效用。特别是在劳动改革方面,社会对话与妥协比政府主导的强行推进更为有效。
支持这一主张的两个近期案例。李明博政府2008年一上任就试图取消非正规职相关规制,或将使用期限延长至4年。政府称因2007年下半年起实施的《非正规职保护法》,100万名非正规职员工的雇佣岌岌可危,强调其紧迫性。然而“2年”这一期限,是自2004年起经过3年多劳资政委员会的激烈争论和国会层面的谈判才艰难得出的社会共识。仅1年就将其推翻实属勉强。在劳动界和在野党的强烈反对下,政府不得不改变态度,2009年反而着手推动克服就业危机的社会对话。
还有更为痛切的失败案例。朴槿惠政府2015年取得了“为改善劳动市场结构的9·15大妥协”这一重大成果,却仍过于贪心。政府与执政党单方面强推大妥协中留待未来解决的若干核心议题,但力有不足。政府推出大韩商工会议所等38个经济团体开展“拯救民生立法促请千万人签名运动”,总统发表谈话促请国会通过劳动改革四法,甚至走上街头开展宣传活动,但均无济于事。签名运动本身是问题,但更关键的是,尽管作为合意当事方的韩国劳总激烈反对,政府仍试图动员国民舆论强行推进,结果只落得丧失信任。
这些失败经验成为尹锡悦政府劳动改革的反面教材。恰逢改革构想正在具体化。政府似将把韩国雇佣劳动部的共生工资委员会和劳动惯例咨询团、经济社会劳动委员会的劳资关系惯例改善咨询团和劳动市场双重结构研究会等4个专家咨询委员会,当作改革的引擎加以利用。预计从中筛选出的改革课题将由行政部门直接处理,或提交经社劳委的对话桌。政府所期待的,恐怕是通过专家委员会提升国民对劳动改革的支持,以此向劳动界施压。
这其中潜藏着巨大风险。首先,政府主导的改革速度战,意味着放弃通过社会对话推进渐进改革。其本意或许是在确立劳资关系法治获得高支持度之际趁热打铁加快劳动改革,但这看来是政府的超速行进。直白地说,不能误判为:只要斥责工会的违法行为,他们就会全都赞同精英专家所主张的劳动改革。绕过工会领导层直接向劳动者呼吁的战略,也可能只留下华丽辞藻,而使改革搁浅的可能性增大。民主劳总姑且不论,若连每逢国家困难时都作为对话与妥协伙伴携手合作的韩国劳总也被推为旁观者乃至阻碍者,这样的改革难以成功。
劳动部亲自出面推动工资体系改革是勉强的,经社劳委组建咨询团和研究会以主导公共讨论也显牵强。这甚至使经社劳委作为社会对话机构的机关使命黯然失色。劳动惯例或工资体系,本应由劳资双方带头、政府予以支持,这才是正常结构。政府在推出这样那样的委员会之前,应先与劳动界展开对话。经社劳委作为总统咨询委员会,应在一切改革讨论之前,先从安排总统与劳资团体代表的对话桌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