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不是经济部门,而是经济司法机关。公正交易委员会与韩国法务部、检察机关应纠正违背责任的违规行为,建立守护自由市场和公平秩序的国家体系。”
尹锡悦总统上月26日听取公正交易委员会委员长韩基正工作汇报后如此要求。此前市场上对公正交易委员会与韩国法务部、韩国法制处一同向总统汇报工作的解读众说纷纭。公正交易委员会通常与韩国金融委员会等经济部门一同进行工作汇报。公正交易委员会与主管检察机关的韩国法务部一同向总统汇报工作,是2018年以来5年间的首次。
有人称,本届政府下公正交易委员会是否会沦为“检察机关第二梯队”。实际上,从近来公正交易委员会与检察机关的关系看,这种担忧部分显现出并非无稽之谈。去年检察机关向公正交易委员会提出告发请求的案件为10件,是2013年引入义务告发请求制以来的历史最多。这一数字甚至超过尹锡悦政府成立之前2018年至2021年四年间检察机关向公正交易委员会提出告发请求案件的总和(8件)。
尤其在此过程中,检察机关还在扩大告发范围。公正交易委员会去年审议韩泰轮胎不当支援关联公司案并作出“法人告发”决定,但检察机关要求告发会长赵显范,使对象得以扩大。此外,在Hyundai Steel等14家钢铁企业钢筋招标串通案中,检察机关还在公正交易委员会告发的经营层之外,追加要求告发另外4名经营层人员。
检察机关在公正交易委员会作出告发决定之前便展开调查,也是实际上令专属告发权形同虚设的事例之一。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公正交易调查部1日对汉森(009240)、Hyundai Livart Furniture(079430)、Enex(011090)、Nexis、Woo A Mi等十余家家具企业进行了搜查取证。检察机关怀疑这些企业在确定向新建公寓提供嵌入式“特销家具”的供货商过程中存在串通行为。公正交易委员会目前正在调查同一串通案件。
检察机关的过度调查很可能导致刑罚万能主义。当初赋予公正交易委员会专属告发权,也是为了防止企业经营活动萎缩。韩国宪法法院曾在过去的决定书中指出:“违反MRFTA的行为与企业营业活动紧密结合,如果对此不加区分地选择刑罚,企业会感到不安,企业活动自然有萎缩之忧”,“那样一来,既无法促进公平自由的竞争,也无法促进企业活动”。
公正交易案件的特性需要精细的经济分析,这也被视为公正交易委员会需要专属告发权的理由。因为调查违反MRFTA的行为首先需要界定市场,即使存在违法事实,也必须综合考虑企业间竞争状况、对消费者的影响等来决定最终制裁力度。一位经济团体人士认为:“正因经济案件的特性需要专业的市场分析等,公正交易委员会才存在,检察机关介入并不合适。”
若忽视这类经济案件的特殊性而进行过度调查,负担大幅增加的必然是中小及中坚企业。因为与大企业不同,中小及中坚企业的司法应对能力毕竟薄弱。财界一位人士批评称:“如今公正交易委员会调查结束后在一审决定不予告发、企业刚放心时,检察机关却来插手,结果是接受双重调查”,“这也与尹锡悦政府为防止过度处罚企业而缩减刑罚规定的方针背道而驰”。
对于近来协议会定例化等公正交易委员会与韩国法务部表面上加强互动,担忧的目光也不少。有人认为,在本届政府中获得权力的检察机关,是否会以贯彻自身要求的方式对待公正交易委员会。某企业一位高管表示:“执法固然必要,但(在公正交易领域)检察机关的积极攻势令人担忧”,“企业处境本就艰难,不是吗”。
文在寅政府以来下降的公正交易案件检察起诉率,提高的可能性加大。检察机关在2015年于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新设公正交易调查专门组织后,今年下半年正推动在最高检察厅新设专门部门(反垄断科)。高丽大学法学专门研究生院教授李煌表示:“对企业而言,公正交易委员会与检察机关的关系以及专属告发权可能令人困惑”,“双方业务尽快理顺是可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