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显示,去年脱下法袍的检察官人数创下最近5年来最高。尤其在今年上半年人事调整中宣布依申请免职(辞职)的检察官中,有一半为普通检察官。检察工作经历较短的年轻检察官接连离职,有观点认为,任职后检方经历的“完全剥夺检方侦查权”等危机,或许正是所谓“大逃离”的导火索。
7日,据Supreme Prosecutors' Office统计,去年离职检察官达146人。与2019年的111人相比激增76%,创下最近5年来最高值。检察官离职潮中最突出的一点是普通检察官占多数。Seoul Economic Daily分析2019年以来至今年的检方定期人事调整后发现,今年依申请免职的26名检察官中,有15人为普通检察官。其中律师考试出身的低年资者达10人,占绝大多数。还有人以律师考试第10届身份开始检察官生涯仅一年多便脱下法袍。
过去的常见情形是,在长期检察官生涯结束后名誉退休,或从部长检察官等高职位转往律师事务所。但近来年轻检察官的流失在增加。实际上,2019年定期人事中依申请免职的54名检察官中,普通检察官仅8人。2020年(13人)和2021年(6人)中,普通检察官分别为1人和4人。但2022年增至18人。这相当于当年依申请免职检察官总数(39人)的一半。检方相关人士表示,除定期人事外,全年不定期脱下法袍的检察官也很多,实际离职的年轻检察官人数可能更多。
一位熟悉检方情况的法律界人士解释称:“年资较高的检察官因工龄满20年可获名誉退职金,往往在定期人事时依申请免职”,“但最近有很多普通检察官与名誉退职金无关地离开检方”。他还补充说:“年中脱下法袍的检察官也呈增加趋势”,“因此实际离开检方的低年资检察官人数可能更多。”也就是说,任职短则1年、长则4~5年便选择转任资历法官或律所的检察官在增加。
━ 检警侦查权调整引入后创两位数 高年资离职减少…呈倒金字塔式变化 有观点指出组织文化不适合MZ一代 去年,在136名一般法律职业经历者法官拟任用人员中,检察官出身者达19人。这是自2013年开始任用资历法官以来的最高值。检察官出身的法官任用者此前每年都维持在个位数。但在引入检警侦查权调整的2020年,有15人获任用,首次达到两位数,此后持续增加。此外据悉,经历不足5年的年轻检察官多选择开设律师事务所或进入律所。
法律界内外认为,年轻检察官接连离职的背景在于近几年经历的所谓“检方受难史”。文在寅政府之后,检警侦查权调整、完全剥夺检方侦查权,乃至选出检察官出身的总统,检方命运如坐过山车,很可能加剧了他们的不安,或使其对未来产生怀疑。随着检察总长等高层的届数趋于年轻化,高年资干部留在检方的情况增多,而低年资检察官的流失却在增加,因此有观点甚至提出,检方人力构成可能逐渐变为倒金字塔式。
检方在2020年因检警侦查权调整而丧失侦查指挥权。此外,在六大犯罪(腐败、经济、公职人员、选举、国防事业犯罪及重大惨案)中,也只能对超过一定金额、规模的项目启动直接侦查。去年,共同民主党强推将其缩减为“两大犯罪(腐败、经济犯罪)”的法案。尽管新政府成立后以“恢复检方侦查权”的施行令事实上使其失效,但据悉在此过程中检方成员、尤其是低年资检察官的不安感很强。
一位检方相关人士表示:“完全剥夺检方侦查权之时,无论年资如何整个检方都陷入混乱,低年资者更是可想而知”,“得知检方可能从根基上被政治性动摇,想必受到相当大的冲击。”他还指出:“干部们长期身处检方,对组织有信任和归属感,但对于在确立检察官身份认同之前就经历这种混乱的低年资者来说,某种意义上这或许是合理的选择。”另一位检方相关人士解释说:“似乎存在一种不安,即如果4年后政权更迭,又不知会发生什么”,“由于完全剥夺检方侦查权的法案已提交韩国宪法法院,似乎有很多人在观望。”
另一方面,法律界也有观点认为,尽管侦查权调整使检察官业务减少,但由于业务量依然过重、组织文化僵化,属于MZ一代的年轻检察官才转投更为自由的律所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