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放缓正令出口主导型的韩国经济动摇。在有预测称今年经济增长率将降至1%区间的同时,也有人担忧不久之后可能坠入0%区间低增长的泥潭。因此,认为要渡过经济危机之河就必须在结构改革上一决胜负的声音日益高涨。尹锡悦总统近期在提及劳动、教育、养老金三大改革时表示,“如果无法完成劳动改革,政治和经济都会崩溃”,表明了强烈的改革意志。
曾在卢武铉政府担任劳动部长官的就业联带代表金大焕6日与Seoul Economic Daily会面时强调劳动改革的正当性,称“若放任劳动改革,就无法克服低增长、不平等、中产阶层崩塌、青年层两极化等我们社会面临的痼疾”。现任仁荷大学经济学系名誉教授的金前长官表示,“应培育适应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引领创新的人力资本”。就在野党推进限制企业向罢工劳动者索赔的“黄色信封法”,他批评称“这是想用恶法把原则赶出劳动现场的想法”,“是损害国民经济和就业的典型黄色民粹主义法案”。
——尹总统对劳动改革表现出强烈意志。
△尹总统上月11日邀请历届经济社会劳动委员会委员长举行了午餐座谈会。尹总统在会上表示,“做同样的工作却在工资上受到歧视,这在现代文明国家是不可能的事,纠正这些就是劳动改革”,这是恰当的指摘。政权刚起步时曾有人对政府的劳动改革意志存疑,但从近期发言看,方向似乎把握得当。必须牢记,若放任劳动改革,就无法克服低增长、不平等、中产阶层崩塌、青年层两极化等我们社会面临的痼疾。
——化解劳动市场的双重结构是关键。
△1987年之前,大企业劳动者拿100,中小企业劳动者大约拿80。如今中小企业劳动者只拿大企业劳动者的一半水平。工会本应发挥提升低薪劳动者权益的作用,却偏向保护既得利益,双重结构因此更加固化。这是工会组织率差异所致。大企业(1000人以上)和公共部门工会组织率在70%区间,而三名劳动者中有两人工作的30人以下事业场仅为0.2%。要解开劳动市场的双重结构,就要让拥有既得利益的大企业和公共机构变得更加灵活,并加强对相对脆弱的中小企业劳动者的支援。
——有意见指出需要适应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劳动法体系。
△劳动环境与过去大不相同,但劳动法仍未摆脱以制造业为中心的“工厂法”。就像围绕每周52小时工作制的争论一样,关注点仍是在特定场所工作多久、休息多久。游戏开发者、配送平台劳动者等多样的劳动形态不断出现,但法律与制度跟不上现实。甚至因为硬要把它们塞进工厂法时代确立的劳资关系框架,脱离现实的案例并不少。
——对劳动的观念必须根本转变。
△应把劳动力的价值从生产要素阶段提升为引领创新的人力资本。为此,须通过劳动市场灵活化确保流动机会与公正性。终身职场的时代正转向终身雇用的时代,因此首先要化解劳动市场的僵化。
——近来以MZ世代为中心,反对现有工会斗争方式的声音日益高涨。
△现有工会仍停留在通过斗争而非对话与妥协来获取成果的旧时代思维。他们误以为即便结果相同,也必须靠斗争争取才能获得鲜明性认可、确保执行部的领导力。对一味斗争的工会行为的反弹,正以近期成立的“刷新劳动协议体(以MZ世代为中心)”等形式出现。从这一点看,应关注美国、欧洲等主要发达国家的工会活动正急剧转向为会员提供服务。在终身雇用时代,提升劳动者个人在任何环境下都能生存的竞争力的“多功能(Multi-Function)”非常重要。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工会应走的路正在此处。
——您批评黄色信封法是“助长非法罢工的黄色民粹主义”。
△连工会的违法行为都赋予免责特权,等于用法律助长非法罢工,可能正面侵害宪法基本权利财产权。这是想在法律与原则本应严格存在的劳动现场用恶法赶走原则的想法,是损害国民经济和就业的民粹主义法案。
——巨大在野党和进步阵营主张,黄色信封法的宗旨与保障劳动三权的国际劳工组织(ILO)核心公约一脉相承。
△恰恰相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ILO等国际机构也建议,对缺乏正当性的罢工应追究民事责任而非刑事处罚。法国在1980年代曾制定与黄色信封法类似的法案,后因违宪判决被废止。卢武铉政府时期的2004年,国会全体会议上也就此问题有过质询与答辩。当时政府明确表明立场:“如果因违法行为受到损害,任何人都有为获得相应赔偿而提起诉讼的权利。连这一权利都剥夺,是摧毁民主主义和法治国家根基的想法。”基于这一理由,建议对工会的非法罢工以损害赔偿及假扣押等经济制裁来应对。其宗旨是,相较于以妨碍业务罪等进行刑事处罚,施加经济制裁在劳动人权层面也更为合理。
——要求改善实施一年多的重大灾害处罚法的声音很高。
△虽然理解该法阻止威胁劳动者生命的重大灾害的宗旨,但它缺乏专业性,又为追求政治象征性而草率通过,是恶法。而且从明年起适用对象将扩大至5人以上事业场。工伤事故在环境恶劣的中小事业场发生更多,而这些中小企业却没有余力在安全上投资,如任命最高安全责任者(CSO)或设立专责组织。要减少工伤,比强化事后处罚更有效的是尽可能具体地提出应遵守的安全卫生义务标准,并在平时检查这些标准是否被遵守的预防。既然对工会的处罚正从刑事处罚转向损害赔偿等民事责任,对使用者的处罚也应以经济制裁而非刑事处罚更为合理。
——有意见指出国会正在大量出台束缚企业的监管法案。
△只要获得10名以上议员同意就能提出法案,因此在没有对法案内容和影响进行分析的情况下互相“帮工式签名”的情况屡见不鲜。问题在于,这样草草提出的法案大多是未充分考虑对市场影响的“草率、粗制、劣质法案”。比第五共和国时期还糟糕。如今不仅民营企业,连国企也在严格进行职务与业绩评价。对拿着国民血税工作的国会议员,也应以客观指标进行评价,督促其制定“精品法案”。
——许多人怀疑韩国政治究竟是否存在保守与进步。
△我国的进步是“陈腐”,保守主义是“老板(boss)主义”。把民族主义、指责他人为土著倭寇之类已成化石的思维硬说成“进步”,这是逆时代而行。老板主义只关心向权力者靠拢。毫无一丝紧迫感或恳切之心,满心只想谋个位置。左派与右派的概念也已变质。左派丧失核心价值与哲学,沦为把这个那个胡乱塞入的“杂派”,右派则堕落为“只在发火时才显出存在感的群体”。
——经济状况比任何时候都差。也有人说这种时候反而是改革的良机。
△都说改革比革命更难。因为革命可以一次性解决,而改革必须持续一贯地推进。况且在当前这种执政党小、在野党大的格局下,也不易获得推进动力。正因如此,领导者的战略思维非常重要。必须把拼图碎片连接起来,拿出整体要画出什么图景的具体蓝图去说服国民。总统成为控制塔,在从国民那里获得对改革的支持与共鸣的过程中,同时按实施阶段制定具体战略,才能提高成功可能性。若有国民支持作后盾,明年总选中也能确保改革的推进动力。不过从现政府的人员构成看,遗憾的是看不到能支撑这一点的战略家群体。总统不应事事插手、亲自左右一切,而应以体系运营国政,使各领域优秀人才充分发挥能力与才干。
◆He is…
1949年生于庆北金泉,毕业于首尔大学经济学系,后在英国牛津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978年就任仁荷大学经济学部教授,现为名誉教授。曾任参与连带政策委员长,在金大中政府担任总统咨询政策企划委员会经济劳动分科委员长。在卢武铉政府担任总统职务交接委员会经济第二分科委员会干事及劳动部长官。在朴槿惠政府担任经济社会发展劳使政委员会委员长,自2021年起担任以劳动界元老、学界及青年群体为主体的就业联带常任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