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我接到一位熟人的电话。他说自己正在全北全州的一家医院接受急救治疗,但需要转送到首尔的大学医院,问我能否帮忙打听首尔地区可以接收治疗的大学医院。比起情况的紧急,更让我记忆深刻的是这位熟人恳切的声音。
这也是赤裸裸地暴露地方医疗现状的一幕。人口稀少的地方因为没有医生而不得不关闭诊疗科,或者跑到其他地区远程求诊。这样的医疗死角并非只是地方的问题。在国内规模最大的上级医院工作的护士在值班中倒下,却因没有可以进行急救手术的医生而死亡,这样令人震惊的事也发生了。在新冠疫情等传染病灾难状况下,病床和医护人员严重不足;疫情稳定后,如今又因招不到医生,现场还能看到PA护士的非法代理诊疗。地区间严重的医疗空白等现行医疗体系的局限正浮出水面。因此,为改善地方必需医疗、公共医疗医生不足问题而设立公共医科大学、扩大医科大学招生名额的国民呼声也在升高。
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警告,如果不立即增加医科大学招生名额,10年后的2035年将短缺2.7万名医生。教育部也表示有必要缩小地区间医疗差距,已向韩国保健福祉部提出增加医科大学招生名额的请求。所有人都在要求解决医生不足问题。然而医疗界则主张,由于人口减少,问题并不是医生数量“不足”,而是医疗定价偏低或医疗人力分布不均,只有提高医疗定价才能真正解决。
先来看医生数量不足的问题。2000年医药分业过程中,医科大学入学名额由3500名削减至3058名,韩国的执业医生数量(含韩医师)仅为每1000人口2.3名(65.7%)。这远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平均值3.5名。此外,每10万人口的医科大学毕业生人数仅为OECD平均值的58.0%。目前韩国的医生数量约为OECD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二,在OECD国家中最少。我国医科大学毕业生人数自2010年以来也一直停滞在每10万人口8名以下。相比之下,以2018年为基准,OECD国家的医科大学毕业生人数达到每10万人口13.1名。
在这样的医疗人力不足状况下,医疗需求却在增加。人口老龄化与疾病模式变化、传染病反复发生、国民收入增长、按服务项目付费制等因素,使得尽管人口减少,医疗使用量反而大幅增加,进一步加剧了医疗人力不足。可见我国的执业医生数量和医科大学毕业生人数等均未达到国际水平。
另一方面,对医疗界关于提高医疗定价即可解决脆弱医疗空白的主张,需要仔细审视。我国现行医疗服务的健康保险支付制度是按服务项目付费制。在引入医疗保险时,为改善原有定价缺乏客观依据、各项医疗行为之间定价失衡等问题,自2001年1月起引入了美国式的资源基础相对价值点数制(RBRVS,Resource Based Relative Value Scale)。当某项医疗行为被确定纳入保险给付时,会就每项医疗行为的工作量、诊疗成本、风险度等,对各医疗行为之间的价值(Value)进行相对比较并以点数表示,这就是“相对价值点数”。再乘以换算指数便成为医疗定价。
相对价值点数是对医疗行为价值进行相对比较的点数,由工作量、诊疗成本和风险度等构成。在工作量方面,作为对医生专业努力的补偿,会考虑手术时间、类似行为之间的均衡性等来计算工作量。此外,将医疗行为直接所需的诊疗成本明细划分为人工费、治疗材料费和医疗设备费加以构建,再将直接诊疗成本校正到实际成本水平,从而计算各行为的诊疗成本相对价值。再计算医疗事故相关成本等风险度,最终得出各行为的相对价值点数。以2022年2月为基准,按服务项目付费制对约9205个医疗行为项目进行了相对价值化。正因如此,只提高特定医疗行为的点数,就意味着必须同时上调与之关联确定的相关医疗行为的相对价值点数,从按服务项目付费制的原理上看并不妥当。如果像医疗界主张的那样,现行医疗定价未能反映环境变化带来的价值、诊疗科之间与行为之间存在失衡是问题所在,那么对此首先有义务作出回答的应该是健康保险审查评价院和保健福祉部。
那么医疗空白与地区医疗差距的原因是什么?笔者认为在于医生数量不足以及对民营医疗体系依赖度过高导致公共医疗薄弱。以2020年为基准,国内公共医疗机构比例为5.5%,公共病床为6万1779张,占比约9.6%。相比公共病床率27.2%的日本、61.5%的法国,这显示出我国医疗公共性严重不足。我国薄弱的公共医疗与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地方消亡相叠加,加剧了地方的医疗空白。
进而,以民营为中心的医疗体系与追求利益的按服务项目付费制相结合,带来了应对国家灾难、灾害与急救状况能力薄弱、城乡医疗差距加深、地方必需医疗空白等对医疗公共性而言致命的缺陷。按服务项目付费制有提升新医疗技术等医疗服务质量的优点,但其运作原理取决于收益结构,因而内含对无法盈利的公共医疗十分薄弱的缺点。
此外,健康保险费是根据收入、财产、汽车等细致核算后征收的,而对于因没有医生和医疗设施、连获得必需医疗服务的机会都没有的地区居民,却收取与城市居民相同的保险费,这可能引发健康保险费征收体系的公平性问题。
医疗的价格并不按供需的市场经济原理决定。医疗服务关乎生命,具有重要性,因此当医疗体系出现问题时需要国家介入。这也是国家的义务。国家为保护国民生命,依据宪法第10条幸福追求权、第34条过有尊严生活的权利以及第36条第3款保健权,在医疗法上设有医生的诊疗权和执照制度。国家为保护主权者的生命与安全,赋予医生垄断性的权限和责任。
今后老龄化加剧和疾病模式变化,将使目前接近100万亿韩元的健康保险财政进一步恶化。而健康保险财政的85.1%来自国民保险费。如果每当医疗体系出现问题就靠提高医疗定价来填补,负担将完全转嫁给国民。需要能够应对未来变化的医疗环境的根本性解决方案,所有国民都应能不因地区而受歧视地获得医疗服务。国家应在医疗薄弱地区设立公共医疗机构,营造环境、创造条件,使公共医生能够被配置到必需诊疗科和薄弱地区。过去1983年我们忽视了总和生育率1.7的低生育率警告,40年后的今天已成为无法挽回的世界最低生育率国家。面对当下医生数量不足和薄弱的公共医疗所发出的地方医疗消亡的强烈警告,我们必须明确认识医疗空白事态的原因,毫不迟延地扩充公共医疗人力与设施,并扩大医疗人力。
宋基敏教授是……他是保健医疗法政策专家,曾开展医药分业与常备药便利店销售、医疗事故鉴定制度、健康保险征收体系等医疗政策研究以及老龄化政策研究。他认为,为扩大医疗人力、缩小地区医疗差距,必须扩大公共医疗。此前曾担任韩国保健福祉部健康保险纠纷调整委员、健康保险审查评价院异议审查委员、韩国医疗纠纷调解仲裁院鉴定委员等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