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明年将出现大学、小学、幼儿园入学人数急剧下降的"三重悬崖"。低出生率已经走到难以挽回的程度。高龄人口比重也急剧上升,抚养比不断走高,韩国国民年金枯竭的时点也持续提前。为应对这一趋势,2013年引入了60岁退休年龄制度,关于进一步延长的讨论也正在展开。低出生率不是眼下能解决的问题,年金改革也因种种原因迟滞不前,因此权宜之计是增加高龄层的就业。事实上,50多岁中期就退休无异于浪费正当盛年的人力资源,因此延长退休年龄确有必要。
不过,再有必要的政策,如果形式设计不当,反而会成为毒药。在引入60岁退休年龄的过程中最令人遗憾的一点是,本应同步进行的工资调整被遗漏了。当时学界与政府都认识到工资调整的必要性,并致力于制定将其与延长退休年龄挂钩的方案,但国会的执政党与在野党干事却对此视而不见,合议通过了遗漏工资调整的60岁退休年龄制度。其副作用不可小觑,并正在导致青年就业岗位减少。担忧延长退休年龄导致人工成本上升的企业达65.1%,表示将缩减新员工招聘的企业也达25.2%。据韩国开发研究院(KDI)的报告,因延长退休年龄,56~60岁就业规模每增加4人,15~29岁青年层的岗位就消失1个。
为降低抚养比而启动的延长退休年龄,反而侵蚀青年就业岗位,这使延长退休年龄的初衷失色。青年岗位被侵蚀,是因为没有伴随工资调整。假设某家企业在现行工资水平下的适当就业规模为300人,每年新招10人、在职30年,从而维持300人规模。然而若退休年龄延长5年,在职期间增至35年,如果仍维持每年新招10人,劳动者人数将达到350人,超过300人的适当水平。此时若工资下降,350人都能被雇用,但若工资具有刚性,企业为维持300人的适当规模,就会解雇劳动者或减少新招。我国解雇困难,最终只能减少新招。
据说最近某大企业在工会要求下,对1800余名到龄退休的劳动者进行了再雇用,而十年来首次的技术岗新招人数仅为700人,不到其一半。为应对高龄化社会的延长退休年龄,反而成了代际矛盾的火种。要解决这种矛盾,就必须与延长退休年龄联动地降低工资。像工资高峰制那样只削减接近退休年龄的部分高龄层工资是不够的,必须采取降低适用新退休年龄的全体劳动者工资的方式。降低工资也并不意味着劳动者受损。若在职期间由30年延长至35年,即使年薪下降14%,终身收入仍相同。也就是说,若为容纳因延长退休年龄而增加的就业规模所需的工资下降幅度不足14%,就可以实现既不侵蚀青年岗位、又使全体劳动者终身收入增加的双赢式延长退休年龄。如果所需的工资下降幅度超过14%,则意味着这样的延长退休年龄是低效的,因而没必要非要延长。另一方面,若有劳动者不同意与延长退休年龄联动地降低工资,也应允许对其适用原有退休年龄的双轨方式。延长退休年龄应以这样的工资调整为前提,成为既守住青年岗位、又能增加终身收入的方式。只要工会为了青年层和我国经济的未来稍稍让出既得利益、积极推进工资调整,这一方式完全可以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