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对立的概念被合在一起而彼此矛盾时,人们常说这就像“热的冰美式”。女性家族部就是如此。在女性家族部内部,女性与家庭是对立的。或许有人会反问“女性结婚生子后不都是家庭吗”,但这两者的政策指向明显不同。
从家庭政策的视角看,女性是生产主体。因此把女性称为母性,尤其强调生育和养育的功能。但从女性政策的视角看,女性是独立主体。女权主义否定源于父权秩序的母性。我国宪法第32条规定国家要“特别保护”女性的劳动。这是宪法从家庭视角保护女性。因此女性界曾试图删除这一表述。因为从女权主义视角看,保护是把女性困在家庭框架内的被动概念。矛盾正是从这里开始。女性与家庭的指向不同,却被当作同一件事对待。因此家庭政策不断与女性政策相冲突并被抵消。特别是在文在寅政府时期,冲突达到了极点。
2018年,女性家族部对统管生育政策的韩国保健福祉部提出制约,称“不要把女性视为生育手段”。同年,一位低出生率老龄社会委员会委员主张“请给我堕胎的权利,而不是生育的权利”。在讨论如何破解人口消亡危机处方的场合,女性家族部屡屡搅局。该不该让人生孩子,该笑还是该哭,谁都无法得出结论,只能看女性家族部的眼色,会议就这样结束。
还出现了更进一步的女性界主张。一方面将已婚、生育女性排斥为为父权制服务的背叛者,另一方面又鼓励女同性恋(女性间同性恋爱)或通过试管手术的非婚生育。这些附带性政策可以对人口问题起到补充作用,但不可能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本质。解构传统家庭以克服父权制的想法,怎么能成为主流人口对策的话语呢?在女性家族部如此像刷差评一样到处搅动家庭政策的同时,韩国的总和生育率(0.81人)正走向世界最低。
在女权主义看来,男女相爱结婚生子的传统家庭是解构的对象。因为它相信家庭强化并世袭父权制,而结婚、生育固化了性别角色。因此由女性家族部负责家庭政策前后不通。女性家族部在管制爱情。它把男性一般化为潜在加害者、把女性一般化为受害者,然后要双方彼此怀疑。此次“非同意性交罪推进争议”也与此不无关系。
在为时更晚之前需要决断。应当走向爱与协作的共同体,而不是矛盾与反目。如果是必须摆脱世界最低生育率的政府,就理应废除让男女对立、对家庭和母性持否定态度的女性家族部。以女权主义逻辑推进女性政策的女性家族部,无法与家庭政策共存。因此废除女性家族部就是“家庭的恢复”。
*该专栏为Seoul Economic Daily 2月1日刊登的国民力量议员河泰庆的投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