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唐纳德·特朗普、乔·拜登之后,迈克·彭斯的私宅中也被发现机密文件,这一事实该如何看待?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梳理几个事实。截至2004年,美国共存在总计75亿页的机密文件。2012年,每3秒就有一件被指定为机密文件,总计9500万件记录物。但如今究竟有多少信息被列为机密,无人知晓。另一方面,以2019年为准,能够接触相当于全部机密信息三分之一的绝密(top secret)文件的人数超过400万人。
然而,真正令我们尴尬的丑闻,与其说是前任及现任总统的机密文件外泄,不如说是失控到足以动摇民主政府地位的信息管理体系。
1998年,时任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委员的民主党议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撰写了《机密:美国的经验》一书。他自参议院情报委员会1976年设立以来一直担任委员。在这本书中,莫伊尼汉议员对美国政府内部的“秘密主义文化”表示痛惜。他认为,秘密主义不仅会对外交政策产生恶劣影响,还会使民主陷入危险。莫伊尼汉主张,政府最大失误中的许多部分,都是不愿共享信息、在情报分析中排斥外部批评所导致的结果。
情报界大体上是为评估苏联威胁这一个问题而创设的。但他们从一开始就犯下重大错误。上世纪50年代,他们评估认为苏联在导弹技术与部署方面大幅领先美国。这是极为重要的情报,但完全是错误的主张。不止如此。美国情报机构曾把上世纪80年代正在崩塌的苏联经济诊断为健康。上世纪90年代末,他们断定萨达姆·侯赛因正在推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开发,这同样是错误的。
莫伊尼汉指出,秘密主义已成为一种规制与官僚控制的形式。相信信息即权力的政府人士不愿共享信息,并开发出将其收集管理的精密制度装置。他们掩盖过错,把令人尴尬的情形或非法行为列为机密,使之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
理查德·尼克松时期的司法部副部长在1989年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就越南战争期间爆出的国防部机密文件公开一事这样说道:“在公开的机密文件中,我连一丝可能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痕迹都没有发现。凡有过机密文件分类经验的人都会立刻察觉,将大量文件指定为机密的首要目的并非出于国家安全担忧,而是为了掩盖政府的难堪。”
民主政府要求透明。如果市民无法真正了解政府在做什么,而政府又任意行使阻断其信息接触的权限,那么追究并制衡政府的责任便无从谈起。
进入数字时代后,这一问题更加严重。纽约大学教授、曾任尼克松图书馆馆长的蒂莫西·纳夫塔利指出:“现在我们正经历机密文件的海啸”,“数万封电子邮件、幻灯片以及各类文件被存放在云端某处,但国家档案馆负责解密工作的员工人数依然只是少数。”
据他称,单一文件的解密申请要送达决定是否许可的主管机构,需要整整5年。哥伦比亚大学的马修·康奈利指出,政府每年为指定并保护机密信息而从国库支出的费用高达180亿美元,而投入解密工作的费用仅为1亿美元。
大多数总统候选人都承诺公开政府机密。但一旦入主白宫,他们便想维持那套能把自身行为从公众监督与评价中遮挡起来、并掩盖失误的机密信息指定体系。如今我们正逐步扩大庞大而复杂的军事情报保密体制的适用对象。然而这是制造糟糕政策决策与不负责任政府的危险配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