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韩国录得472亿美元贸易逆差。这是2008年以来14年间首次出现贸易逆差,逆差金额也超过1996年的206亿美元,为历史最大规模。除俄乌战争导致能源价格暴涨外,推行“零新冠”政策而关闭国门的中国影响甚大。去年对华贸易顺差为12.5亿美元,较前一年的242.8亿美元顺差萎缩至二十分之一水平。再考虑到中国正为内需市场设限,对华贸易逆转现象很可能长期化。这正是有观点指出应从现在起准备出口市场多元化的原因。
据17日中国海关总署(韩国关税厅)进出口商品国别总额表,去年中国与韩国的贸易额为3623亿美元。韩国超越日本,成为继美国之后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这意味着中国对韩国的依赖度上升,但从贸易质量看已与此前大不相同。韩国对华出口中,用于中国内需与经由中国转口出口的比重,从2007年的6比4(按贸易协会标准)变为2021年的8比2,呈现中国内需重要性进一步上升的趋势。这意味着韩国经济可能随中国内需市场的氛围而动摇。去年因新冠封控政策导致中国内需低迷,韩国对华出口额随之骤降,贸易收支也由顺差转为逆差。
对华贸易顺差缩小的趋势预计将持续一段时间。中国到2018年一直是韩国贸易顺差来源国第一位,2019年降至第二位,2020至2021年为第三位,去年则跌至第22位。
按月份看更为严重。对华出口自去年6月起持续负增长,对华贸易收支自去年5月以后除短暂实现顺差的9月外均为逆差。今年年初的1月业绩也不佳,很可能录得逆差。
此外,中国提出双循环战略、强调构建自主供应链也构成压力。中国半导体制造设备的国产化率已从2021年底的21%(按贸易协会标准)上升至去年上半年的32%。中国的爱国消费热潮今后也可能成为开拓中国市场的障碍。西江大学教授许允表示:“中国的中间产品企业正在替代韩国此前享有的中间产品供应,韩国企业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必然减少。”
韩国企业在中国的工厂等也暴露于风险之中。眼下仅半导体设备一项,运入中国就几乎被封堵。这意味着中国工厂可能成为“搁浅资产”。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通商交涉本部长安德根在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也指出:“从中长期看,韩国政府和企业将不得不就(在华工厂维持问题等)进行思考。”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
因此有观点认为,应先行开拓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东盟)和中东等新市场,并将其培育为核心市场。即应把与已成为韩国贸易顺差第一大来源国越南的合作扩大至整个东盟,并开拓正成为中美冲突最大受益国的印度。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经济安全室长郭成日建议:“应瞄准那些羡慕韩越交流成果的其他东盟国家,加强合作。”
此外,随着能源价格暴涨,凭借全球涌入的“石油美元”扩大基础设施投资的中东也被视为有吸引力的市场。能够有效开拓这些市场的“整体一揽子方案”十分迫切。
政府去年在第一次出口战略会议上提出了美国、中国、东盟等三大主力市场和中东、中南美、欧盟(EU)等三大战略市场,但不少人指出缺乏具体蓝图。一位要求匿名的通商专家表示:“正如文在寅政府在通商交涉本部内设立新通商秩序战略室以应对韩美自由贸易协定(FTA)再谈判那样,应设立负责开拓东盟、中东、印度、中南美等新市场的组织,使其发挥指挥塔作用。”
专家们强调,在出口市场多元化过程中,也要减少对既有市场造成不利影响的风险。他们认为,应以文在寅政府以“抵制日货”运动回击日本对韩出口管制、导致韩日关系长期僵持为反面教材。一位国策研究机构人士表示:“在加强对来自中国入境者的防疫措施过程中,如果比欧洲、美国稍晚一点发布措施,本可以避免中止签发签证的报复措施,令人遗憾”,“韩国依赖贸易与通商,需要尽可能减少刺激对方行为的细致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