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各国资源武器化及友邦之间构建供应链为核心的“友岸外包”正在加速,世界贸易组织(WTO)体系则日益瓦解。以去年第一季度为准,韩国的贸易依存度高达79.7%,处于全球最高水平,因此一旦贸易秩序瓦解,必然遭受相当大的负面影响。
现政府也针对这种全球通商秩序变化不断推出新对策,但因人才持续流失以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类突然出现的“黑天鹅(未曾预料的异常事件)”等因素,应对上遇到困难。尤其是去年凸显的美国《通胀削减法案》(IRA)相关议题几乎占用了政府通商政策的全部力量,也有声音对未来通商政策路线图的完成度提出疑问。
━ 位列产业、能源之后的第三顺位…通商领域人才持续外流
16日据通商业界消息,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内部通商核心人才流失正在加速。去年,被视为通商交涉本部旗下精英的室长级(高级公务员团甲级)人士转投S集团,因母语级英语能力等被视为产业部内通商领域首屈一指的核心人才(课长级)也跳槽至另一家S集团。在与日本的水产品争端中取得完胜、因而一路超速晋升的国际法顶级专家某课长也于去年6月离开产业部;被视为通商领域最高专家的两名课长级人士则依据轮岗政策于去年调往非通商部门。此外,在产业部内被视为下任通商交涉本部长第一顺位的高层人士据悉近期也表达了退职意愿,核心人才流失仍在持续。
综合产业部内部气氛来看,通商本部相比其他室、局的受欢迎程度略低。这种低偏好与产业部内通商本部的历史密切相关。1993年商工部与动力资源部(动资部)合并为“商工资源部”,次年又更名为“通商产业部”。此后1998年通商职能被划归外交部,更名为“产业资源部”。2008年部门名称改为“知识经济部”,2013年从外交部收回通商职能,成为如今的“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
产业部从形态与现在类似的通商产业部时期起,负责产业政策的商工部出身者就受到远为优厚的待遇。近几年随着能源领域重要性上升,产业部内精英级人士在人事意愿申报时倾向选择能源方向以积累能源相关履历。事实上,上届政府最后两位产业部次官(朴进圭、朴基英)均为动资部出身;而以产业部出身之身跻身长期几乎被韩国企划财政部出身者垄断的青瓦台经济首席、因此备受关注的前首席朴元柱,也是在动资部开始公职生涯的。
相反,纵观产业部内精英级人才的通商相关履历,最长也只有1~2年。产业部计划推行人事革新方案,要求官员在同一部门至少任职2~3年以强化专业性,因此也有人担忧这反而会使通商岗位更不受欢迎。
通商岗位受欢迎程度偏低的背景中,每五年重复一次的“分家”争论也起了相当作用。产业部虽在2013年重新收回通商职能,但每逢新政权成立,都会与外交部反复上演“通商归我们”的争论,其情形令人联想到“所罗门的智慧”故事中寻找生母的桥段。这一点在产业部人力构成上也有体现。2013年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成立时,从外交部转来的人士极少,如今其中担任局长级(高级公务员团乙级)以上职位者仅3人。上届政府时期,通商交涉本部长金铉宗因未能在产业部内获得中意人才,与当时负责人事的产业部次官红了脸,这一轶事在产业部内也广为人知。
多数专家建议,每逢新政权成立便重复的“通商职能移交外交部”之争,现在该到停止的时候了。因为在Fab4和欧盟(EU)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等议题下,通商与产业部门之间的关联性已变得更为重要。事实上,被称为对华包围网的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四大核心领域为:△贸易 △供应链 △清洁能源·脱碳·基础设施 △税收·反腐败,除韩国企划财政部负责的税收领域外,其余均属产业部管辖。
更重要的是,IPEF由与韩国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职能相同的美国商务部和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主导。关于出面的是商务部而非美国国务院,主流分析认为,这是因为美国意图以供应链等经济部门而非军事力量为中心重塑全球格局。据此,除“四方安全对话”(QUAD)这类明显具有军事、外交性质的案例外,今后美国等主要国家推出的各类协商机制预计也大多与产业或供应链相关。
━ 被美国IRA牵住手脚的通商当局
在产业部内部人才流失的氛围之上,近来通商环境剧变叠加,通商交涉本部的困难进一步加剧。或许因此,也有人指出产业部未能对全球秩序变化拿出恰当的应对方案。代表性议题就是IRA。产业部去年8月在通商交涉本部长安德根主持下与国内电动车及电池企业举行座谈会,指出“IRA有可能违反韩美自由贸易协定(FTA)及WTO协定等通商规范”。这实质上等于为应对IRA而打出FTA和WTO这张对美施压牌。
然而,仅从贸易收支看,与美国的FTA对韩国是相当有利的协定。自韩美FTA签订的2012年至去年,对美贸易顺差累计规模就达2153.3亿美元。正因如此,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称韩美FTA“糟糕透顶”,并最终于2018年将其修订为对美国略为有利的方向。这也正是当时通商业界担忧的原因:IRA是由美国国会而非美国政府制定的法案,若韩方以此提出违反FTA的问题,得不偿失。
WTO议题更为严重。美国以“有利于中国的裁决被滥发”为由,2019年抵制任命发挥WTO韩国大法院作用的上诉机构上诉委员,WTO实际上已被瘫痪。2021年因中国突然中断尿素出口而出现“车用尿素短缺”问题时,韩国政府也因可能不必要地刺激中国以及实效性等原因,未向WTO提出相关问题。
安本部长的发言虽极为合乎常理,但作为通商部长的发言并不妥当,这正是批评产生的原因。或许因为这类质疑,政府当局在仅约两周后便退了一步,称“就IRA向WTO等国际机构提起申诉是最后手段”。
IRA也打乱了通商政策的相关路线图。产业部因应对IRA,将原定去年9月初公布的“新政府通商政策方向”发布日程无限期推迟。产业部的通商政策方向在上月产业部新年工作报告中以△应对剧变的通商环境 △强化产业通商合作以开拓新市场 △IPEF、WTO等新通商规范讨论等内容发布,但排在产业、能源等其他领域之后、以最末顺位发布,关注度偏低。产业部本月11日还通过“通商交涉民间咨询委员会”公开了以与20个国家签订“贸易投资框架”(TIPF)等为核心的通商政策方向细化方案。尤其是安德根本部长本周举行了内外媒体记者座谈会等积极宣传活动,力图设定新政府的通商议程。不过,因IRA相关议题应对问题,产业部内一名组长级人士被采取“待命处分”,IRA相关余震在产业部内仍在持续。
一位通商相关人士表示:“在集中牵制中国的美国重新构想通商相关规范的情况下,我们的通商当局也有必要通过增加驻美常驻人员、大幅强化当地‘外联’活动等方式,开展更为积极的通商活动。”他还表示:“尤其是通商环境正围绕人权、环境、供应链等各类议题急剧变化,而非FTA这样的双边通商规范,因此有必要向应对这些变化的组织集中投入人力。”
事实上,美国对WTO等中国已加入的全球贸易秩序不断提出问题、力图使其瓦解,而对由美国主导的通商秩序则花费相当力气加以维护。据华盛顿政界等消息,美国这种“精准打击”式的通商战略是在短短两年多时间内确立的。
修订原有《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后于2020年生效的USMCA就是代表。美国在依据USMCA条约提起的汽车原产地诉讼中败诉,但据不久前公开的判决书,美国并未否认USMCA的裁决,而是表示将与加拿大、墨西哥等合作寻找解决方案。这与其每逢WTO裁决便否认其效力的态度差异相当明显。预计在与欧洲签署的贸易与技术委员会(TTC),以及日本、韩国、台湾等四方半导体合作机制“Chip4(Fab4)”等由自己主导的规约中,美国也将坚持与USMCA类似的立场。
对此,一位通商专家指出:“对美国的那种批评——‘他们正因国内就业问题而亲手瓦解自己缔造的自由贸易体制’——虽能抚慰我们的心痛,但对增加我们的经济利益毫无帮助。”他还表示:“应把WTO体制瓦解和美国经济集团化的强化当作‘新常态’来接受,并以此为基础全面修订通商战略的范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