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锡悦政府推进的劳动改革,目标是摆脱陈旧工厂法时代的劳动环境。劳动改革最终也带有解决劳动市场双重结构等不平等、保护社会弱者的社会改革性质。按工龄序列上涨的工资(如年功薪级制等)扩大了大企业与中小企业、正式职与非正式职之间的差距。以周为单位的延长工时等整齐划一、僵硬的工作时间制度,无法充分反映不受时空限制的数字产业时代的多样就业形态。
然而,历届政府的劳动改革难以找到成功案例。有观点指出,劳动改革成功的关键在于必须把国民的共识放在首位。政府构想是通过反映现场多种声音的社会对话来扩大共识。但从朝小野大的国会局势看,推进劳动改革的环境绝不轻松。有建议认为,政府与执政党应以过去劳动改革的失败为镜,确保改革动力不致冷却。
Seoul Economic Daily为诊断劳动改革的必要性与课题、探索劳资共生之道,安排了与韩国雇佣劳动部长官李贞植、翰林大学客座教授崔英基、高丽大学劳动大学院院长朴志顺、首尔交通公社正当工会委员长宋时永的座谈。
━ 李贞植长官“改革需劳资信任与政府意志三方配合”“朝鲜战争时期制定的劳动基准法已不合现实”“将以灵活与稳定等为核心进行社会对话” -长期以来失败的劳动改革如今必须取得成果。劳动改革的过程、背景与前进方向如何。
△李贞植长官=当前劳动市场的制度与意识、惯例不相匹配,也不可持续。(工会)14%受到厚实保护,(非工会)86%处于法律死角。因此劳动市场双重结构加深。若放任这种状态,市场无法运作,社会也无法融合,最终对所有人都是负担。作为劳动市场核心的工时与工资制度,大家都说不合适,因为它整齐划一而僵硬。从公正社会的角度看,(我们)穿着“不合身的衣服”。劳动改革的核心是灵活、公正、安全、稳定,即顺应时代变化,通过多样化补偿厚实保护弱者。劳动改革是5年间(乃至此后持续)要做的事。
△崔英基教授=尹锡悦政府的劳动改革与过去改革方式不同之处在于不回避冲突。不惧怕冲突,不回避对劳动改革的反弹与抵抗,走该走的路。回顾文在寅政府的劳动政策,有对弱者的支援,代表性的是最低工资1万韩元、(非正式职的)转正。这是不可持续的做法。应通过结构改革改变市场内部秩序,制度性地让弱者上升、强者让步。政府在(改革)方向上把握得不错。
△李长官=您说不回避冲突,说得很好。任何国家推进改革,既得利益都会抵抗,也有反对阵营。要突破,必须具备三点,即劳资信任与政府意志。(政府)将为了国家、为了弱者、为了未来世代推进改革。这需要程序上和内容上的正当性。社会对话必须与专业、平衡的政策课题很好地融合。
△宋时永委员长=我认为劳动改革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其底层必须有劳资与协同治理。要给劳动者努力工作的环境,不让冲突发生。令人担忧的是,政策上显示出要先在公共部门推行改革的意志。例如,(作为劳动改革课题的)职务薪酬制的方向可以理解,但考虑到公共机构的业务特性与绩效衡量,难以引入。
说到底,评价不也是由既有一代来做的吗?(改革课题)应朝着尊重按事业单位与情况而异的多样性、而非一律适用的方向来制定。
△崔教授=我同意。但长期强化的年功主义范式确实存在。我们社会把工龄序列视为理所当然。1987年(劳动者大斗争)之后,年功主义的工资体系与人事管理过于泛滥。
企业把(高工资)成本推到企业之外,即增加非正式职与外包。对MZ一代而言,现在的年功主义之墙难以逾越。企业保护既得利益的逻辑使招聘正式职变难,提高了青年就业的门槛。劳动市场的年功主义应当弱化,应转变为积极反映职务主义、专家主义、能力主义的劳动市场。
△李长官=说得好。政府的核心理念是恢复常识与公正。劳动基准法制定于1953年朝鲜战争期间。把那套框架沿用到今天合适吗?我想问,把工龄视为核心补偿的认识如今是否仍行得通、是否合乎常识。做同样的工作,大企业赚100,中小企业只赚40~50。这合适吗?年功工资是阻碍就业创造、可能引发代际冲突的不安因素。政府(通过劳动改革)要为劳动者找回公正的补偿。
━ 朴志顺院长“至少10年都在谈工资改革,却原地不动”“需要适应第四次产业时代的多样评价体系”“应吸纳现场声音,开拓‘未走之路’” △朴志顺院长=至少10年里,似乎没有哪一年不提工资体系改革。它总是位居所有改革菜单之首,却失败了。因为工资体系不是靠法律、一律、整齐划一就能改变的。
必须在现场达成劳资协议并构建多样的基础设施。要制定工资职务薪酬的标准,也要把评价体系做好。(正如李长官所说)工业化时代劳动法的最大目标是制定整齐划一的最低标准。如今需要一个寻找适应多样性与新产业革命时代所需劳动法的过程。最重要的是自律与公正。没有公正的自律就是他律。创新也是我们的课题。没有创新,就难以增加岗位、实现可持续的共同体。
-作为劳动改革课题,提出了延长工时总量管理、扩大弹性工时制结算周期等多种工时制度。也有人担忧长时间劳动。
△宋委员长=部分内容我认同,但整体上过度。听说弹性工时制在信息技术(IT)领域需求较多。问题在于对今后工时会不会比现在更长的担忧与不信任。需要政府准确说明并展开讨论。政策应反映劳动者的意见来制定。
△崔教授=(工时制度改革)最初进入公共讨论时,看起来像是在瓦解每周52小时工时制。(如政府所说)“扩大劳资自主选择空间,而非延长工时”并没有被看出来。它给人“是不是要打破每周52小时的界限,扩大到每周60小时、70小时”的不安感。改革的成败终究是在公共讨论场上如何获得多数支持的问题。
△李长官=一旦政府方针确定,(不必不安)就会显现出来。政府将在保护健康权的同时,帮助恢复选择性的时间主权。(按照未来劳动市场研究会的劳动改革建议案)若以年为单位管理延长工时,工时总量反而会减少30%。我重视制度之间的协调性,就是让制度适合现实。
△朴院长=缩短工时仿佛被公式化为每周52小时工时制。事实上,在缩短工时的同时,本应一并整备弹性工时制。这是西方模式,而我们错过了机会。工时改革的核心是选择与自律。问题在于劳动者的认识中存在“(工时)全由公司决定”的观念。冲突由此产生,也引发对劳动榨取的担忧。为防止这一点,企业内部必须有制度运行的监督体系。这是工会的职责。没有工会的(事业单位),可通过劳动者代表制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