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1-08 | 정리=양종곤 기자

“为弱者的改革就是为所有人的改革…须找到大妥协成功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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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荣기… -过去的劳动改革为何失败?政府的社会对话应采取何种方式?

△李政植长官=我在金泳三政府、金大中政府、朴槿惠政府时期都参与过社会对话。(朴槿惠政府时期的)9·15大妥协在程序和内容上都存在问题。双方(劳资)的关键议题(敏感议题)未能达成协议。可是却追加了本不该做的内容。过犹不及这句话是对的。

尹锡悦政府的劳动改革要取得成果并迈向下一阶段,确保内容、程序和过程的正当性是基本前提。韩国劳总(委员长)选举之后,我们将带着政府方案(与劳动界)对话。但(改革在结构上)存在困难之处。看那些社会对话取得成功的国家,经济都很困难,而且大多是议会内阁制。也就是说存在一旦达成协议就会被尊重的体系。

(然而在像韩国这样)以总统为中心的两党结构下,如果对立严重,(改革)就很困难。(关于社会对话)我正在思考设定怎样的日落期限为好。不能拖得太久。经济社会劳动委员会也在考虑改善方案。

△崔荣基教授=政府劳动改革的方向和轮廓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但方式尚未具体化。(未来劳动市场研究会的)建议书虽已出台,但政府将以何种方式进行社会对话、如何形成公共讨论尚未确定。

从国外劳动改革案例看,也有未走向妥协的情况。看美国和英国,在看似无法妥协时(政府)有过强行突破。如果是政府有信心的菜单(课题),也可能会说“先干起来”。看尹锡悦政府的性格,我觉得“也可能会这样”。

△李长官=一切可能性都是开放的。通过国民共识的社会对话必定会经历。需要立法的事项很多。我认为劳动改革内容的正当性会得到国民支持。无论以何种方式都会进行公共讨论和妥协。但对于在社会对话机构中就一切事项达成协议的方式,很早以来就有诸多思考。

△崔教授=无论组织多么弱小,如果始终反对并抗拒改革方向,改革要成功实在不易。最重要的是让一般劳动者和工会领导人自身产生想要改变、试图改变的意愿。

(劳资)虽不完全同意,但以“大势据说应当如此”这种方式的默示同意,在实际改革中也被视为成功。长官(在社会对话方面)积累了大量经验和诀窍,我想他会在“过程管理”上展现真正实力。

△朴志顺院长=回顾以往的劳动改革,(政府)总是先想获得社会大妥协和舆论支持。当改革的支持薄弱时,就等待舆论去指责反对改革的劳动界。而尹锡悦政府似乎是先确保国民支持,在此基础上说服劳动界,再取得野党的配合。这种改革方式是“未曾走过的路”,因此值得关注。

-要推进劳动改革,社会安全网必须加强。今后的课题是什么?

△朴院长=当前劳资关系中,因意见垄断结构而产生的弊害很多。需要建立能够在工会内部汇聚多元利益相关者的结构。然而连社会对话都呈现特定势力垄断讨论的局面。结果是,劳动改革菜单中本有许多在现场会赢得掌声的内容,却只有负面议题被扩大和再生产。政府在劳动改革的下一阶段将考虑消除针对弱势群体的劳动法制死角。届时如何反映现场声音,仍是留下的课题。

△李长官=关于社会共识,围绕灵活安全性有很多意见。看工时改编建议,时间主权和健康主权都已涵盖。更为沉重的劳动市场双重结构问题,是可以在社会对话中进行某种交易(讨论)的事项。

例如,为劳务提供者制定基本法、将劳动基准法扩大适用于5人以下事业场,可以与其他改革课题一并讨论。各项课题将按时期与多元主体进行对话。

━ 宋时永委员长“与其一律改革,不如尊重事业场多样性”“弥补庞大代表工会‘独占结构’迫在眉睫”“须改善招聘腐败等压制性违法惯例” △宋时永委员长=我想指出,在推进劳动改革之前,制度上需要弥补的地方也很多。劳资关系法仍停留在1970至1980年代。它造就了代表工会不得不独占的结构。如果既有一代的工会持续反对(劳动改革),政府将如何应对?像我们这样的新生工会无法进行工资及集体协商。这种结构下,我们只能通过媒体等向社会传达自己的声音。劳动改革应改善工会意识和结构、防止招聘腐败、加强会计透明度,乃至改善违法或压制性的结构。政府应尊重各事业场的多样性,构建健全的劳资关系。

△崔教授=总统说要保护劳动弱者时,内容必须更加具体化。政府的劳动改革不能看起来像是在压制强者。必须向国民展示真正为弱者着想的实质举措。如果总统亲自出面,提出一两项提升劳动者地位的代表性菜单(课题),对劳动改革的支持会大幅提高。

△李长官=说得很好。保护弱者是政府的核心课题。首要是让劳动者在工作场所不死亡、不受伤。我们正在制度上准备代表未(以工会形式)组织化的弱者发声的方法。

-国会在劳动改革中的作用是什么?

△朴院长=在执政党席位少于野党的局面下,没有野党的帮助和配合,修法事实上不可能。归根结底,能够说服野党的力量只能来自国民舆论。作为政府执政党,应集中精力更有组织地强化和扩大国民舆论。

△崔教授=如果劳动界和共同民主党联手阻止改革,政府执政党很难使改革成功。必须获得扩散国民共识和社会大妥协这一大义名分,并在国会进行说服。有必要把改革议题拆分,区分在现有法律制度内可行的事项与对立严重的议题。如果大妥协局面开启,就应要求劳资作出大局性的让步和妥协。也应提议政界发挥大妥协精神。劳动改革能否获得国家性决断的动能,最终取决于总统的(意志与)领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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