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工越年轻,就越希望按照职务与业绩获得报酬。”“企业规模和形态各不相同,很难以同样方式运用工时制度。”(未来劳动市场研究会面向全民问卷调查答复的部分内容)
作为现行劳动法制骨架的《劳动基准法》,制定于朝鲜战争停战协定达成的1953年。《劳动基准法》在1960年代不仅充当劳动规范,更是为连按劳取酬都无法实现的劳动者提供最低限度强制规范的角色。但《劳动基准法》几乎仍沿用70年前的框架与方式,如今处处漏水。以“9点到6点”上班为代表的工厂时代规则与法制,已跟不上数字时代多样化平台劳动者的出现和快速的变化速度。结果是,韩国的劳动生产率按2021年标准为每小时42.7美元,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38个成员国中仅排第29位。
专家们一致认为,如果不使整齐划一、僵化的劳动法制变得灵活,不仅难以提升劳动生产率,也难以解决劳动市场双重结构造成的两极分化问题。这正是政府把“工时(每周52小时制)”和“工资(年功序列工资制)”问题最先摆上劳动改革桌面的背景。
◇最紧迫的课题是……“旧秩序”的现代化=《劳动基准法》是规定劳动条件基准的法律,由劳动者与用人方的定义以及劳动合同、工资、工时等构成。劳动学界认为,过去的规范与当前劳动市场不相适应才引发矛盾,因此把劳动法制现代化列为劳动改革的优先事项。在指出《劳动基准法》陈旧僵化这一局限时,最常被提及的领域是通常工资(定期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制定《劳动基准法》时引入的通常工资,在解释上引发政府与法院的冲突,并造成尖锐的劳资矛盾。直到《劳动基准法》制定60年后的2013年,韩国大法院对通常工资的要件——定期性、一律性、固定性作出重新定义后,才出现“基准终于确立”的说法。
但有观点指出,由于各企业工资体系多样,围绕通常工资的法律纠纷今后仍将持续。落后于时代的劳资法制失去效力、法院判例成为新劳动规范的情形正日益增多。高丽大学劳动大学院院长朴志淳表示:“通常工资之争,是关于国家以强制性规定能在多大程度上介入劳资双方对工资的自主决定的争论”,“考虑到各用人单位多样的工资结构,应尊重劳资的自主协商”。
平台从业者急剧增加,今年即将突破300万人,约占全体工资劳动者的11%,但仍处于《劳动基准法》的盲区。劳动界主张应对全部平台从业者适用《劳动基准法》。但劳动学界与政府立场不同,认为其工作形态各异,以《劳动基准法》等现行劳动法制难以一律适用。
◇想少工作 vs 想集中工作=劳动法的历史可以概括为工时缩短。《劳动基准法》制定时,工时为每周60小时。目前则设定每日8小时上限,并将每周工时压缩至不超过40小时(法定工时)。延长劳动也须经劳资协商,每周仅可12小时。这就是自去年起实施的“每周52小时工作制”。
但由于把重点放在缩短工时、按单位设定工时上限,劳资双方的工时管理都变得困难。据韩国雇佣劳动部数据,为弥补每周52小时制而引入的弹性工时、选择性工时的使用率,2020年至2021年平均未超过10%。这也是有人指出现行工时制度无法反映希望集中工作并获得必要休息的MZ一代和信息技术(IT)行业声音的原因。甚至出现了“静默离职(在职场只做最低限度工作)”一词,劳动的价值也在动摇。
制定劳动改革课题的未来劳动市场研究会基于这种问题意识,建议政府在扩大延长劳动核算单位的同时,配套建立多样的休息制度,并同时提出工资制度改革方案。工资制度改革建议的核心,是推动工资体系从按年功晋升的年功序列工资制转向职务·绩效工资制。
劳动学界指出:“依靠现行《劳动基准法》,无法期待数字大转型时代的创新。”也有不少分析认为,职务·绩效工资制能在化解以工资为代表的劳动市场两极分化方面产生效果。普遍评价认为,年功序列工资制的最大受益者是在大企业工作的男性正式员工,其工资水平约为中小企业、非正式员工的两倍。由于企业用于雇佣的资源有限,青年、女性和高龄者获得工作岗位的机会也相应减少。
有判断认为,劳动改革可以起到重建劳动市场内崩塌的“机会阶梯”的作用。翰林大学客座教授崔英基表示:“必须通过结构改革改变劳动市场秩序”,“从制度上形成弱者(青年、女性、非正式员工)向上流动、强者(大企业正式员工)作出让步的结构,才是劳动改革的根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