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1-05 | 서민우 기자

“竞争国没有、唯韩国独有的‘三大毒条款’须立即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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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重大过失的因果关系本身就很难,而且需要遵守的义务条款超过1000条。现实情况是,与其在产业现场切实抓好安全,不如把时间耗在为规避处罚而制作各类材料上。”

一家大企业负责产业安全的高管针对实施已满一年的《重大灾害处罚法》(重大灾害法)表示“主客颠倒”,作出上述吐槽。重大灾害法的大部分义务准用《产业安全保健法》,而该法上的义务条款就多达1222条。在缺乏充分讨论和辩论的情况下,劳动界与市民团体强烈要求、政界照单接受,草率通过法案,结果只是加剧了产业现场的混乱。

产业界各处都潜藏着令企业经营活动萎缩的劳动相关毒条款。这些条款或设计上有利于劳动界,或概念模糊,常常沦为“怎么解释都行”的情形。可任意解读这一点始终成为劳资矛盾的“火种”,抬高了企业经营的不确定性。多数条款不符合国际标准,也拖住了必须在全球舞台竞争的国内企业的后腿。

重大灾害法即是典型。该法规定,事业主和经营责任人因故意或重大过失违反安全·保健措施义务而发生死亡事故时,将受到处罚(1年以上有期徒刑或10亿韩元以下罚金)。但韩国《产业安全保健法》所规定的责任范围及处罚水平(7年以下有期徒刑或1亿韩元以下罚金)高于世界任何国家,因此自立法之初便有人担忧其将成为“屋上架屋”式监管。更何况,作为立法样本的英国“企业杀人法”中并不存在针对经营责任人的处罚规定,这一点招致财界集中批评。

把企业人视为“潜在罪犯”、以处罚为重心的结果,反而削弱了工伤预防效果。去年前三季度累计工伤死亡者(韩国雇佣劳动部灾害调查死亡事故发生现状)为510人,较上年同期(502人)增加8人,即为明显一例。为改善问题,政府去年11月推出以自律规制和预防能力为基本原则的“重大灾害削减路线图”,但产业界反弹称“只强化了处罚·监督规定”。韩国经营者总协会劳动政策本部长黄龙渊表示:“韩国在处罚事业主方面拥有比全球任何国家都更强的法律体系”,“要把事故死亡人数减至发达国家水平,韩国也应合理调整过高的处罚力度,集中于制定以预防为中心的产业安全政策并推进相关事业。”

僵化的派遣·承揽监管也被视为削弱企业竞争力的毒条款。派遣法于经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危机之后的1998年施行。该法虽以顺畅供需人力为目的制定,但有批评认为其未能顺应产业现实,反而成为创造就业的障碍。韩国仅允许保安员、事务支援职等32个行业使用派遣,而其中大多与企业需求无关。需求最大的制造业则被严格限制,禁止在直接生产工序使用派遣。

承揽与派遣不同,在行业和期限上没有限制,但与派遣的界限不清,成为法律纠纷的由头。事实上,近来法院将派遣法适用于厂内承揽并判定为非法派遣的案例增多,有观点指出这制约了企业利用多样生产方式确保竞争力。这与海外主要国家为确保竞争力而广泛认可派遣适用业务形成对比。美国、英国、法国在所有行业允许派遣劳动,德国(建筑业)和日本(建筑、保安、医疗、港湾运输)也除部分行业外允许派遣。

韩国航空大学经营学部教授金康植表示:“有必要把派遣制度从目前只允许特定业务的正面清单方式,转为只禁止特定业务、其余所有业务均允许派遣的负面清单方式,并使派遣期限弹性化,从而改善至发达国家水平。”

有观点指出,不分行业、地区统一适用的最低工资制度也应按国际标准加以改善。现行最低工资制度是基于30多年前的经济·社会环境形成的。尤其在上届政府时期最低工资大幅上调、相对水平也随之提高,使最低工资制度的不合理性更加突出。既未反映行业、地区间经营环境的显著差异,又采取每年像拔河一样调整劳资要求方案的最低工资决定方式,只会引发消耗性争论和极端劳资矛盾。包括美国、日本、法国在内的主要发达国家,早已按行业、地区、年龄等多种标准区分适用最低工资。韩国经营者总协会相关人士表示:“考虑到各行业在支付能力和生产率等方面差异巨大的现实,应将现行最低工资法中属任意规定的‘最低工资按行业区分适用’转为强制规定。”

此外,与主要竞争国相比过于狭窄的最低工资计入范围也有必要扩大。韩国在判断是否遵守最低工资的工资范围内,仅包含基本工资和固定津贴、按月支付的奖金及部分现金性福利费。因此,劳动者获得的其他工资以及食宿提供等实物不计入最低工资,以致出现企业实际支付的报酬远高于最低工资却仍违反最低工资法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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