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衰退的恐惧若隐若现,人们对工时制度改革的关注也在升温。虽然大家都希望少干活、多挣钱,但并不希望工作时间减少。工时制度不仅与就业和收入直接相关,也与休闲直接相关。各国工时制度的特点可分为三种类型。收入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更重视维持就业,而非缩短工时。发达国家的重点在于缩短工时,但方式因国而异。美国、德国等国由劳资双方自主缩短工时。相反,法国等南欧国家由政府以法律形式缩短工时。但随着就业和收入减少,这些国家转变政策,如今扩大了劳资自主空间。
我国过去沿袭了法国的失败做法。缩短工时一直由政府以法律强力推进。最近,法定工时从每周最多68小时一举统一削减至52小时,降幅高达约25%。其结果是民营企业的正常岗位减少,低薪阶层收入下降,只有餐桌上的物价上涨。法国也曾在2000年将每周法定工时从39小时缩短4小时至35小时。当时的说法与我国相同:工时减少会带来岗位增加,岗位增加会提高收入、推动经济增长。但在失业率突破10%等问题出现后,这一政策仅5年便实际上被废弃,此后交由劳资自主决定,近来失业率下降,经济增长率上升。
缩短工时应由劳资自主还是由政府强制,选择已经十分清晰。若由劳资自主,经济恶化时可通过缩短工时和提高小时劳动生产率来减轻就业冲击,经济复苏时则可延长工时,使产出迅速增加,劳动者收入也随之提高。但若由政府强制,则难以应对经济形势变化。缩短工时会推高小时工资,而生产率却停滞不前,就业必然减少。经济恶化时就业冲击更大,即便经济复苏,产出和收入的增幅也相应变小。这正是政府工时管制繁多而复杂的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失业率高、经济增长率低的原因。
进入数字时代后,工时制度变得更加重要。制造业时代的工作方式单调,劳动力被视为生产要素。但随着数字时代到来,发挥创造力的人力资本得以形成,自行管理工作时间的必要性也随之增强。工厂中的集体劳动减少,办公室和研究室乃至工作场所之外的劳动增加,更是如此。此外,随着工时缩短、闲暇时间延长,成年人的终身学习受到重视。只有生涯收入提高才能享受闲暇,因此工会也在加强对会员技能开发的支持。美国和德国的工会早就把会员的教育与培训作为劳资关系的重要议题。
我国需要转变对工时制度的思维。一个数字基础设施比美国更完善、教育水平更高的国家,却维持由政府强制的统一工时制度,这是荒谬的。这等于让富有活力的国民穿上不合身的衣服。若真想消除长时间劳动的惯例,扩大劳资在工时制度上的选择空间才是正途。近期未来劳动市场研究会提出的工时制度改进方案符合时代潮流。正如法国那样,我国虽已迟缓,也应着手推进工时制度的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