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锡悦总统在8月就任100天记者会上表示,“虽说德国社民党因推进劳动改革而失去政权17年,但仍完成了在德国经济与历史上有意义的改革。”尹总统所说的改革,是前德国总理格哈德·施罗德自2003年起推进的“哈茨改革”。哈茨改革的核心是放宽解雇规制以提高劳动灵活性,并放宽派遣及有期限工作的规制以提高就业率。
事实上,只要能实施哈茨改革水平的劳动创新,韩国劳动市场的顽疾——双重结构就能在相当程度上得到解决。因为企业实际上无法解雇劳动者,于是不愿新增招聘,反而为减轻解雇负担而将核心业务外包,从而出现总承包与分包、正式员工与非正式员工、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双重结构。其结果是只寻找体面岗位的青年就业率急剧下降,这正是韩国劳动市场的现状。
但相当多专家强调,比起哈茨改革的“内容”,更应关注其“过程”。因为被视为劳动改革优等生的德国、荷兰自不必说,西班牙、意大利乃至日本都曾推进与哈茨改革内容相似的劳动改革,但多数以失败告终。
政府主导的“大步”式改革
劳动改革成功国家的共同点是,改革方案大多由政府和专家主导制定,并在短时间内得以落实。构建哈茨改革框架的哈茨委员会于2002年由曾任大众汽车劳务董事的彼得·哈茨等15名专家组成并制定实施方案,政府则挑起重担推进他们达成一致的改革方案,最终促成劳资大妥协。韩国好在也于8月成立“未来劳动市场研究会”,赋予其类似哈茨委员会的角色。但讨论范围局限于劳动时间和工资体系改革,未能提出“大图景”。诚信女子大学教授朴基成(前劳动研究院院长)强调,“如果把劳动改革交给经济社会劳动委员会这类劳动者参与机构,就无法进行有意义的改革。”
法国也可视为官方主导推动取得成效的案例。前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在2016年利用宪法规定的“紧急命令权”,未经议会表决便使以延长劳动时间和便利解雇为核心的劳动改革方案生效。这源于一种紧迫的危机感:若只等待讨论与妥协,将无法取得任何成果。
政权更替,改革仍继续
推进改革的国家领导人必须拥有不惜押上职位的强烈意志,这也是改革国家的共同点。
2010年以仅43岁出任总理、领导改革十余年的荷兰总理马克·吕特便是如此。曾在荷兰世界级消费品企业联合利华工作十余年的吕特,在就任总理两年后的2012年9月,因议会紧缩谈判破裂而向女王递交辞呈并举行提前大选。
他领导的自由民主党在选举中获胜,荷兰的改革也随之加速。吕特总理在2014年对原先最高按失业前工资90%保障3年的解雇补偿引入上限,并将失业给付领取期限从最长38个月缩短至24个月,使劳动市场再度得到革新。政府一位高层人士解释称,“在总统制的韩国,领导人无法押上职位,但尹总统平时强调,即使因不受欢迎而未能实现政权再创造,唯独劳动改革一定要取得成果。”
也有人指出,像德国那样即使政权更替也能延续劳动改革精神,长期来看才可能持续创新。例如前总理施罗德隶属被归为进步阵营的社民党,但在保守倾向的基民党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就任后,哈茨改革的基本框架依然得以维持。这与经历2010年代金融危机后实施了与德国相似内容的劳动改革、却每逢政权更替便因反向立法而使改革不了了之的西班牙或意大利不同。
改革之敌是不信任
劳动改革推进案例中,也不乏应当引为反面教材的内容。代表性案例是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2017年推进的“工作方式改革”。安倍推进的劳动改革内容包括△同工同酬△引入裁量劳动制△支援女性及高龄者就业△引进外国人才等,但其中与引入裁量劳动制相关的、政府作为依据提出的各类数据被证实全部有误,结果造成连改革火种都被扑灭的惨剧。
裁量劳动制是指无论实际工作时间多少,都按劳资协议事先约定的时间向劳动者支付工资的制度。日本政府当时依据统计调查宣称,适用裁量劳动制的工作场所劳动者工作时间更少,但实际上被揭露为按需取用统计数据,进而引发对安倍道德性的争议。国策研究院一位人士强调,“文在寅政府的收入主导增长也因‘粉饰统计’争议而失去推动力”,“无论成果多么急迫,终究要以主流经济学界的常识为基础,用科学依据和数据说服国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