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检察机关是“公益的代言人”,那么“金融公益的代言人”无论如何都是韩国金融监督院。因为大多数国民在金融方面遭遇冤情时,首先想到的就是金融监督院,并会去敲它的门。与金融相关的立法和金融监管的重要决策由韩国金融委员会负责,但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外汇危机以来至今,几乎所有实务都由金融监督院承担。由于专责实务,每当所谓“某某引发”的金融事件爆发,倾泻而来的指责之箭都指向金融监督院,制定解决对策也是金融监督院的份内事。每逢金融事故发生便被提起的责任论,使金融监督院每次都成为韩国监查院的审计对象。
金融监督院的监管对象包括银行、证券、保险、储蓄银行、上市法人等,范围极广。员工人数也接近1600人。与广泛的业务范围相比,其待遇相对低于金融等民间领域。金融公司等的新员工薪酬水平已达6000万至7000万韩元,与金融监督院差距相当明显。即便晋升为组长等业务中坚即所谓“腰线(中坚)”,实际上连法人卡都没有,业务推进费需自行负担。加之晋升积压、组织缩减、绩效奖金削减、对监管实况的连带责任等,近几年甚至有报道称年轻的金融监督院职员出现所谓“逃离潮”。
由于要监管整个金融领域,确保人才优秀性比什么都重要,但从金融监督院近来所处现实看,不禁令人怀疑其能否真正吸引优秀人才。当初设立金融监督院时未采用公务员组织形式,原因就在于薪酬。既然考虑到公务员薪酬体系难以吸引优秀人才,那么与金融业界的薪酬差距就有必要尽量缩小。
尤其适用于金融监督院4级以上职员的就业限制也需修改。金融监督院职员属于民间人士,与书记官级4级公务员在权限上存在无法比较的差异,但这一点在立法过程中未被反映。就业限制是考虑到金融监管过程中游说可能性的措施,但按国内现实,金融监督院出身的金融公司监事通过游说掩盖或解决问题是不可能的。更何况,三四十岁实务人员级别的3级、4级职员为游说而进入金融业界就业,也难以想象。
与过去不同,终身雇佣事实上已消失,在劳动可用期内数次转职已属普遍,国内是否应继续维持就业限制规定,有必要重新检讨。保障再就业机会以便重新发挥专业知识与实务经验,可作为提高履职诚实度的积极激励。虽然理解该条款的设立背景,但也到了倾听韩国宪法法院反对意见的时候了——“全面阻断金融监督院职员可能拥有的期待,会使其履职态度消极懈怠、散漫,从而可能违背确保履职公正性与可信性的初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