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汇危机后不久上台的金大中政府于1998年2月组建了有全国民主劳动组合总联盟参与的劳资政委员会,3周内便拟出多达90个项目的妥协方案。裁员与派遣制、就业稳定与失业对策、扩充社会安全网等针对劳动市场的广泛改革首次得以推进。当时期待很高,也是改革的良机。但在达成协议后不久,民主劳总围绕裁员制度等陷入激烈的内部矛盾,最终采取了退出劳资政委员会的强硬举措。民主劳总的“协议创伤”成为其在每届新政府推进劳动改革时选择与政权全面对抗的契机。执政初期坚持原则论的执政势力,在全国性选举前也悄然退让。这正是政界流传“劳动改革比修宪更难”这一说法的背景。
从金泳三政府到朴槿惠政府,劳动改革大体聚焦于“弹性化”。由于这是进步与保守均有共识的议题,过去30年间不时出现黄金时间,部分内容虽较最初目标缩水但仍得以贯彻,然而仍不足以使僵化的劳动市场实现弹性化。专家诊断认为,执政势力缺乏对抗两大工会这一庞大势力的政治意志和精细的谈判战略。
金泳三政府1996年启动了由劳动界、财界、公益及学界代表参加的劳资关系改革委员会,迈出劳动改革第一步。反对劳动市场弹性化措施的民主劳总一个多月缺席相关会议,持续强硬态度,致使未能形成协议案,执政党于当年12月26日强行通过劳动法修正案。
民主劳总以政治斗争对抗。12月以10万人起步的罢工规模,到次年1月扩大至30万人左右。面对工会的实力示威,金前总统最终指示重新修订劳动法。结果,多元工会获得许可,裁员制度被推迟2年实施。
与劳动界渊源颇深的卢武铉前总统也对工会的势力示威束手无策。执政初期推进非正规职保护法(雇用非正规职超过2年须转为正规职)时,两大劳总强烈反弹,纷纷退出各类劳动相关委员会,民主劳总更宣布总罢工,投入政治斗争。2004年还推进了全面扩大派遣劳动对象范围、将派遣及合同制劳动者使用期限由2年延长至3年的方案,但仍不足以克服劳动界的反对。
朴槿惠政府执政初期凭借稳固的支持率展开速度战,结果在劳动市场弹性化政策上取得了些许成果。便于解雇低绩效者的《公正人事指针》,以及要求将以年功工资为中心的薪酬体系改为绩效年薪制或角色、职务工资制的《就业规则解释及运营指针》,即所谓两大指针,便是代表性成果。
但由于政治决断力不足等原因,也曾自行放弃改革工会的绝佳机会。2013年12月,铁道工会进行了长达22天的非法罢工,罢工理由是要求撤回水西始发KTX运营公司分拆方针。许多国民深感不便,谴责工会的声音日益高涨,但执政势力却选择了绥靖政策而非原则。
现执政圈相关人士分析称:“当时被视为执政党新国家党下届候选人的金武星议员与民主党事务总长朴基春出面调停,牵强的罢工事态才告收场”,“由于对不到半年后的地方选举心存畏惧,我国劳资关系因此后退了几步。如果政界不介入、依法依原则处理,铁道工会此后就不可能再发动牵强的非法罢工。”
内部缺乏精细的推进计划也是问题。有评价认为,当时犯下了自行推翻17年来首次取得的政治成果(9·15协议)的错误。一位熟悉当时情况的人士解释说:“9·15劳资政协议(为改善劳动市场结构的劳资政协议)已推进到劳资能够达成一致的边界线,但执政党方面贪心地提出‘再往前迈一步’,结果全盘崩塌”,“既然决定劳资政妥协,就应接受超出一定程度便属勉强的事实,可协议次日党政青齐聚,抛出年底前发布两大指针(解雇低绩效者、放宽就业规则变更)的过头之举,协议因此翻盘。”
分析还认为,历届政府为实现稳定的劳资关系而重视社会协约、轻视“确立法律与秩序”,也是祸根。金泳三政府通过劳资关系改革委员会,卢武铉、朴槿惠政府通过劳资政委员会,分别试图形成协议案。翰林大学教授崔荣起指出:“我国劳动改革失败的原因之一,在于改革议题与方法严重不匹配”,“历届政府本应在不顾劳动界抵抗切实推进劳动改革与寻求妥协方法之间作出选择,但都选择了妥协的方法。”崔教授还补充说,对劳动市场弹性化应采用前一种方法,对工资、工时问题则应以后一种方法处理,需要这种战略上的老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