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随处都在使用人工智能(AI)的时代。它对社会的影响自然不可能小。尽管如此,许多人仍只把AI看作第四次产业革命,而不谈论人。现在必须就AI的社会应用方案形成社会共识,并建立可以讨论这一问题的对话渠道。”
高丽大学人工智能研究所(Human-inpsired AI & Computing 研究所)教授崔炳浩(见照片)25日在首尔安岩洞的研究室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表示:“现在正是需要形成有关AI解决社会问题的话语的时期。”崔教授作为理工科教授,罕见地关注科学技术的社会角色,并一直强调为此营造生态系统,是一位AI专家。
崔教授问题意识的起点在于,随着技术尤其是AI的快速发展,解决过去人类无法解决的几乎所有问题的道路已经打开。他认为,人因为是人而必然存在的记忆力局限、不稳定的信息处理、体力局限等,在AI这里都不成问题。模式识别技术的发展可以识别跟踪骚扰模式,提升犯罪事前预防效果;生物健康领域的发展则连接到新冠疫苗和治疗药物的开发。据说在江原道,已经建立起分析特定地区老年人生活模式、在发生心脏停搏时让救护车在黄金时间内将其送往医院的系统。崔教授解释称:“我们面临的社会问题是慢性的,已无法再靠人类之力解决”,“AI是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最高效、最优化的手段”。
问题在于AI激进发展带来的副作用。在克服新冠疫情中走在前列的生物健康领域的技术进步,正在加剧人们对生化武器的担忧。而且AI渗入众多领域、常常在看不见的地方运作,因此不会引起社会成员的特别关注。这意味着它可能在不知不觉间被用作控制人类的手段。最近中国正在应用的面部识别技术就是典型例子。他警告说:“现在的AI可以造出能把人类灭绝好几次的武器,也可以充当‘老大哥’的角色。之所以尚未变成现实,只是因为人类没有那样做”,“如果只是利用AI而放任人的问题,人类或许将面对更可怕的现实”。
技术对社会的影响力正在急速扩大,但大多数人只把它视为技术、进而视为赚钱手段,认为责任不是自己的事。科学家认为自己开发的技术与社会问题毫无关联,人文社会学者则在不了解技术的情况下只关心其影响。政府也只是以产业视角来对待。人在哪里都看不见。这正是围绕AI的社会话语难以形成的原因。崔教授指出:“技术一旦进入社会,最终必然产生社会成本”,“尽管如此,具有相关问题意识或责任意识的人却很少”。
崔教授提出的危机化解之道是“形成话语的讨论渠道”。即就什么是社会问题、由谁以何种方式解决等大量当前课题展开激烈讨论,形成一个社会成员能够共鸣的话语。这并不容易。要进行讨论,需要承认彼此差异的文化,而我们社会“我是善、你是恶”的认知盛行,很难找到交集。仅以劳动问题为例,使用者只把AI看作经营效率和劳动灵活性,而劳动界或市民团体只将其理解为裁员和结构调整。他强调:“我们社会看待共同体或生态系统的视角太过极端”,“不应把AI的问题交给科学家,而需要努力以社会性、技术性的领导力来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