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界仍因“官治”争议而喧嚣不已。原因在于韩国金融委员会和韩国金融监督院的负责人虽称只是“原则性”表态,却表现出要影响“民间”金融机构人事的姿态。金融监督院院长李复铉近日就因Lime基金事件受到重惩的友利金融控股董事长孙泰升的去留表示,“相信会做出明智的判断”,形成压力。此外,就BNK金融下一任董事长的选任,他还表示:“如果人选中包含任职过久的人、有政治偏向的人,或曾在其他金融机构引发问题而备受争议的人,我想外部董事会自行加以筛除。”金融委员长金周显为李院长的话助力,称这是“常识性的说法”“监管当局的立场是以裁定作出决定,本人该怎么做,应由本人自己好好考虑”。官治金融争议愈演愈烈之际,连总统都出面帮衬,称“人事”不是官治。他说,让金融机构的治理结构透明、合理,是政府的工作,不是官治。他反而把官治定义为:“官治是指示向哪个产业贷多少款。”文在寅政府的釜金会(釜山地区金融人士聚会)、朴槿惠政府的西金会(西江大学出身的金融人士)、李明博政府的高金会(高丽大学出身的金融人士)都曾引发“官治金融”争议,但总统一句话,就都不是官治了。
当然,这些发言本身极为原则、也确属常识。任职过久、有政治偏向或“出过事”的人成为金融机构负责人,从“原则”上讲并不妥当。因过错受到重惩的人再次连任董事长,在“常识”层面也难以接受。这些大家都知道。但即便是原则性、常识性的话,若不是出自普通人,而是反复出自掌握金融机构命脉的当局负责人之口,那就不再是建议,而是命令。BNK金融已经公开董事长选任过程并推进,友利金融则表示将在慎重考虑是否行使法律保障的针对重惩的抗辩权之后,再表明去留。当局已讲了原则,现在只需等待他们的决定。
法国语言学家吕西·米歇尔曾说,“传递话语时,也会一并传递影响社会成员认知的信念与形象”。意思是人们听他人说话时,接收的不只是词句本身,还包括其中隐含的含义与意志。金融当局负责人的话也是如此。金融公司的命运只能被他们的一句话左右,因而只能揣摩其中隐含的含义与意志,努力不违背当局的意图。即便在权力者看来这不是官治,官治也正是这样开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