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的缺失会让劳资双方乃至全体国民都成为受害者。在韩国,即使发生非法罢工,政府也只是袖手旁观,这种做法已成惯例。对此,新政府踩下了刹车。尹锡悦总统在国会首次施政演说中宣示劳动改革后,随即为确立法治付诸行动。成果体现为货运联盟非法罢工的中止。政府对参与罢工的货车车主发出复工命令,并对针对未参与罢工车主的暴力行为采取了处罚措施。因经济危机而不安的国民为劳动改革的开端鼓掌,面向数字转型的劳动改革动力也随之增强。
确立法治只是劳动改革的开始。还必须使不合时代变化的劳动法制度现代化,劳资双方的意识与惯例也要改变。由于利害关系各不相同,改革必然艰难。但尹总统表示,即使支持率下降也一定要推进劳动改革。政府也已着手劳动改革。设立未来劳动研究会,让专家们先行制定工时制度改革方案。韩国的工时制度并不合身,与劳动现实相脱节。75%的岗位在服务业,工会组织率仅略高于10%,而工时制度却以制造业、正式职工、男性、工会为中心。如此一来,作为国家发展核心的劳动力未能得到充分利用。
韩国青年和女性的劳动市场参与率低于其他国家。而且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远不及制造业的一半。哪怕仅将工时制度按技术、产业结构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化加以改变,劳动力和生产率就会上升,国民收入至少增加10%,正式职工的门槛降低,不平等随之减少。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原理教科书(作者为达龙·阿西莫格鲁等)预测,如果韩国发挥高教育水平的优势并善用劳动力,人均国民收入将超过英国。也就是说,陈旧的劳动法制度把劳动力当作生产要素,使其难以上升为主导创新的创意资本。
从Statistics Korea和文化体育观光部的统计看,国民对经济和劳动的意识与数字转型相称,颇具活力。他们更偏好公平竞争而非依赖政府的经济,并认为机会的不平等比结果的不平等更成问题。这种改革倾向在越年轻的一代中越明显。然而韩国的劳动改革一直被拖延、受挫。劳动改革本是为了增加制度性边缘群体和低薪群体的就业与收入提升机会、减少不平等,但劳动改革却被框定为亲资本、反劳动,人们的判断由此变得模糊。劳动基本权是宪法赋予作为经济社会弱者的劳动者的,却反而被用来强化既得利益。
德国社会民主党曾以“现代化还是死亡”为口号,早早着手劳动法现代化。美国劳联和欧洲工会研究所最近以文件形式明确表明立场:若不接纳数字转型,工会将扩大不平等。韩国劳动者也认识到数字化带来的劳动性质变化。工会成员中的年轻群体也开始高声主张工会必须改变。他们认为,从公平的角度看,工会的运营和决策必须透明,不得滥用罢工权。随着时间推移,他们的声音只会更大。这种时代精神的变化无人能阻挡,因此劳动改革成功的可能性正在增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