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12-16 | 안현덕 기자

[东十字阁] 陷入双重困境的“读懂受害者内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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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不稳,工作量过重。

近期会面的一位检察高层人士,用这两句话描述了Supreme Prosecutors' Office所属陈述分析官面临的现实。受一线检察厅委托分析受害人陈述的业务逐年激增,但陈述分析官仅有18人。即便如此,也是因检察总长李元锡将虐待儿童、数字性犯罪等界定为针对社会弱者的“四大犯罪”,今年才增加了6人。从2013年(12人)到去年约10年间,一直维持在11至13人的水平。而且陈述分析官的身份,除仅16%(3人)以外,100%停留在公开招聘(合同)职位。这是因为大检察厅近几年一直推动将陈述分析官纳入正式编制,但未能成功。大检察厅今年也通过韩国法务部向行政安全部提出将9人追加纳入正式编制的请求,但未被接受。仅增加了2名负责对跟踪骚扰犯罪等嫌疑人进行心理、鉴定、分析的人力,陈述分析官方面则毫无变化。

2006年首次引入的陈述分析官被称为所谓“读懂受害人内心的人”。因为他们要科学分析儿童和残障人士等实际经历的性暴力、虐待受害情况与犯罪事实的吻合程度。儿童、残障人士遭虐待或性侵的案件,往往没有目击者或证据。特别是犯罪发生在家庭范围内时,受害人因“家庭会破裂”或“可能伤害父母、兄弟”等压力而无法如实说明受害事实的情况也不少。实际上,A地方检察厅就一名多年遭继父性侵的十几岁受害人,向大检察厅委托了陈述分析。当时该受害人因担心“母亲可能受到冲击”而未能坦然讲出受害事实。相反,继父主张“毫无根据”。B陈述分析官经过半结构化访谈(法庭访谈)、陈述内容分析(CBDA)、有效性因素审查等,判定该陈述100%可信,继父最终也承认了罪行。

问题在于,尽管在儿童、残障人士性暴力或虐待案件侦查过程中,受害人陈述分析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现实却并非如此。就陈述分析官而言,作为陈述分析对象的犯罪没有地域限制。此外,自去年8月起,不仅13岁以下儿童性犯罪,儿童虐待犯罪的受害也被纳入陈述分析对象,业务范围有所扩大,但人力仍只有十余人。由于以有限人员承担陈述分析业务,一周三四次到地方出差,早已成为陈述分析官的日常。而且在法庭上,甚至出现嫌疑人一方的律师以陈述分析官属合同职身份为由提出质疑的情况。即便作为陈述分析领域的顶级专家在法庭上分析嫌疑人陈述并作为证据提交,也被当作“非公务员的合同职人员所制作的资料不可信”来对待。

检察机关近几年一直强调侦查过程中的人权。但在与受害人人权直接相关的陈述分析领域支援不足,甚至有人担忧这可能把儿童、残障人士推向犯罪受害的“死角”。只有倾听受害人的声音,并由此营造出能够对嫌疑人实施犯罪处罚的环境,检察机关所追求的人权侦查才算完成吧。“为了被边缘化的受害人,应将陈述分析官纳入正式编制并增加人员”,一线的这种呼声并非空穴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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