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12-16 | 여론독자부

[议题报告] 以劳动改革救经济的德国…被“铁三角”拖住的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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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经济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高汇率、高利率、高物价、已达顶点的家庭负债、房地产交易断崖、预计达480亿美元的今年贸易逆差等,正在扼住韩国经济的喉咙。如果劳动界罢工的目的是把对我国经济的冲击最大化,那么处于全面危机的当下,反而是“罢工的最佳时机”。“令人惊讶的是”,全国民主劳动组合总联盟选择了这条路。该组织在宣布11月、12月总罢工时称“要切断产业的气管”。

━ 全国民主劳动组合总联盟致命的过犹不及:“政治取向与暴力性” “鸟以双翼飞翔”这一比喻最贴切适用的地方,正是劳资平衡。因为生产从根本上是结合劳动与资本创造附加值的活动。但我国经济的一只翅膀已经折断,形成了所谓“向劳方倾斜的运动场”。这种现象在过去五年文在寅政府期间被结构化并加深。

我国劳动运动的问题在于“极端的过度”。该总联盟表现出的“政治取向性与暴力性”,与“为提升劳动者经济社会地位的劳动运动”存在巨大背离。它在文在寅政府之下呈现出“怪物工会”形态,与其认为文在寅政府是靠“自身的支持与贡献”诞生的认知不无关系。致命的傲慢,在“新冠疫情”仍在持续的2021年7月3日强行在首尔市中心举行非法集会中暴露无遗。尽管被指为触发“第四波新冠大流行”的契机,三个月后的10月又再次强行举行非法集会。在全体国民为分阶段恢复日常生活而准备的敏感时期强推集会。该总联盟主张“驻韩美军撤离、民族自主、和平、大团结南北劳动者大会”等,公然显露“反韩国”倾向,即披着“工会外皮”从事反体制政治运动。

━ 无知之上加以煽动的政治现实 韩国的现实为该总联盟行使政治与经济影响力提供了肥沃土壤,那就是盲从与煽动。12月10日共同民主党某议员发布的脸书帖文令人震惊。其要旨是:“货车劳动者含泪结束了为期半个月的罢工。若按政府所说损失额超过3.5万亿韩元,那不就意味着货车劳动者干半个月能创造3.5万亿韩元的价值吗?对做出如此巨大贡献的人,难道不该给予相应待遇吗?”按此逻辑,现金运输车运送了100亿韩元,就等于生产了100亿韩元。韩国的政治水平仅止于此。

━ 动辄罢工,罢工带来的经济损失 频繁罢工造成的损失已越过危险水位。据国际劳工组织(ILO)和全国经济人联合会,2012~2021年韩国每1000名工薪劳动者年均劳动损失日数为38.5天,远高于日本(0.2天)、英国(12.7天)、美国(8.8天)、德国(8.3天)等主要国家。劳动损失日数是参加罢工的劳动者人数乘以罢工时间,再除以每日工作时间(8小时)所得的值。对于拥有1000名劳动者的假想企业而言,意味着“平均有一个月以上无法开工”。

罢工频繁,就会被烙上“罢工多发国家”的印记,成为外国资本回避投资的对象,即所谓“工会风险”变为现实。资金筹措等因可预测而能事先应对,但强硬工会风险无从应对,最终导致资本撤离韩国。工会风险引发投资净流出。

韩国投资吸引力下降,国内投资者的海外直接投资(ODI)增加,外国人的国内直接投资(FDI)减少,投资资金随之外流。文在寅政府以来罢工件数大幅增加,投资的海外净流出也大幅增加。

━ 本次冬季斗争令人联想到弗里德曼“铁三角”的原因 米尔顿·弗里德曼的“铁三角”指的是“政治家与官僚、利益集团”之间形成的勾结关系。“铁三角”会制造出管制并使政府预算膨胀。

在本次冬季斗争中,“全国民主劳动组合总联盟、货运连带、民主党”构成三角形的顶点相互结合。该总联盟把外围团体“货运连带”摆在前台。由于不存在雇用货运连带所属司机的雇主,货运连带不可能是工会,但它借该总联盟的组织为媒介,像“类工会组织”一样行动。该总联盟不站到前台,而是把货运连带当作行动队员,充分利用其火力。

━ 全国民主劳动组合总联盟转身的最后机会,不变则亡 韩国股市发生了象征性事件。浦项集团子公司“POSCO Steeleon”的股价11月30日涨至涨停,12月1日又暴涨超过12%,延续升势。原因是浦项支会决定退出该总联盟金属工会,这被视为利好。这生动地表明,依托该总联盟的过度罢工对企业造成了多大打击。

该总联盟的鼎盛时代正在过去,劳动运动的拐点已可观察到。本次冬季斗争实际失败,是因为MZ世代年轻工会成员的反对,使缺乏名分的政治罢工失去立足之地。据称,在仅一天就结束的地铁罢工前后,交通公社内部公告板上涌现出“明明是政治集团,不要说是因为公司才罢工”等批评。而且Hyundai Steel、现代重工业、大宇造船未参与总罢工。市民意识的变化也起了很大作用,形成了不容忍以市民不便为要挟的非理性罢工的共识。最重要的是未曾受惠于该总联盟的政府采取了“原则性应对”。左派阵营以“抑强扶弱”的视角看待劳动运动,即要求处境相对较好的资本家承担改善劳动者处境的成本。以“结果平等”为目标的政策失败可能性很大,因为在追求“结果平等”的过程中,经济自由受到压制,机会平等无法实现。

“结果平等”意味着所有人必须“并排”冲过赛跑的终点线,就像《爱丽丝梦游仙境》中“大家都赢了,所以大家都领奖”。结果平等是虚构。

━ 摆脱“欧洲病夫”的德国案例 谈论劳动改革与工会时经常被提及的案例是德国的哈茨改革。德国在1990年统一前,相比周边国家保持了稳健增长。但在付出沉重的统一成本后,沦为“欧洲病夫”。1991~2002年德国独自陷入低增长。具体而言,同期英国增长1.80倍,而德国仅增长1.4倍。为推进这项由社民党内“现代化论者”冒着工会反对而推动的改革,施罗德政府付出了大量努力。德国施罗德政府为实现“劳动市场灵活化”,断然实施了“哈茨改革(2003~2005年)”。结果2002~2011年德国经济增长率为1.41倍,居于最高,超过法国(1.34倍)、荷兰(1.38倍)、英国(1.29倍),与美国(1.41倍)相当。

德国经济出现复苏,关键在于左派社民党籍总理格哈德·施罗德推行的右派式改革。他在“2010议程”中表示:“不应让任何人在社会的牺牲之上不劳而休。”并具体依照“再就业意愿与劳动能力”重组失业补贴,引导失业者流入劳动市场。随着“劳动市场灵活化”提升了企业的劳动需求,德国经济开始回暖。

改革伴随痛苦,与人气无关。哈茨改革之后,在2005年9月举行的大选中,施罗德总理落败。执政的“基督教民主党”维持了“2010议程”的基调。凭借哈茨改革,德国克服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11年南欧财政危机,稳固了欧洲盟主地位。若没有工会对施罗德“国家改革优先于政权”这一舍身精神的配合,就不会有今天的德国。该总联盟应从哈茨改革中找到转身的方向。鸟以双翼飞翔。健康的雇主与健康的工会相结合,才能拯救陷入危机的韩国。

赵东根名誉教授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向后学与大众介绍并传播“自由主义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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